Rangzen Forward　 讓贊向前

BLACK ANNALS: Goldstein & The Negation Of Tibetan History (Part II)
黑色年鑑：高史坦與圖博歷史的否定（第二部）


革命運動


受馬克思主義所影響的論述中，封建（或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它們自己內部的矛盾而崩潰的故事裏，一定要有一個角色是保留給革命運動，甚或是一個革命英雄。高史坦給我們提供了詳盡的、長達十三頁的「圖博改進黨」（中文名稱為「西藏革命黨」，譯註1）的故事，這個組織的目的乃是促成「圖博政府與社會的革命性重建」(譯註2)。高史坦為這個小小的組織，提供了許多資訊與材料，包括這個組織三個成員的照片，該黨黨徽的整頁特寫，該黨黨員證的整頁特寫，以及申請進入該黨的表格的部份特寫」（該表格上寫著「西藏革命黨入黨申請書 」），雖然最後一項尺寸縮小，也許是為了掩飾該表格的一半文字都是中文。


「圖博改進黨」是由當時的中國政府所資助的機構。其博伊（藏文）的名稱，nub bhod lekchoe kyidug， 音「魯博列確吉杜 」，字面意義為「西博改進組織 」，即顯露其中端倪，因為以「西」（博伊中的nub，音“魯”）來描述圖博，只有中國人發明的「西藏」才如此。該組織的創立人、領導人，邦達饒嘎(Rabga Pangdatsang)是個國民黨的官員。饒嘎在噶倫堡的家，熱里烏，有一張他穿著國民黨軍隊制服、跟其他國民黨官員一起合影的照片。[原註1]最近有一位台灣學者，利用解禁的國民政府檔案，清楚地指出饒嘎的組織，就是國民黨利用來秘密偵測圖博狀況、並且顛覆博雄（藏政府）的間諜組織。林孝庭寫道：「在一份發給他軍事幕僚的指示中，蔣介石最後下了指令，每個月給饒嘎十萬元的津貼。‧‧‧蔣又指示他在圖博、西康與印度的間諜要與饒嘎密切合作，後者拿的是正式的中國護照。」[原註2]


但這個「圖博改進組織」對於進行革命與策反的陰謀，卻是可悲又無用的。高史坦告訴我們，該協會印製了千份含黨徽的會員申請表與會員證，而其黨徽「與蘇聯的十分相像。」但其成員顯然沒有增加，一直維持著創黨時期的那三人。在他詳述了該黨的一切之後，他自己也承認「這樣的小團體也許是不怎麼重要的‧‧‧」但他有點一廂情願地揣測，如果它跟「熱振勢力」結合起來，也許就會造成「‧‧‧對拉薩噶廈政府的真正威脅。」今日還有一些博巴記得這個組織，但其中的原因只是大學者更頓群培，不幸因為跟這個組織有所關連，而被囚禁於拉薩的監獄裏。當時他從噶倫堡返回圖博，饒嘎委託他帶信給一些拉薩的人，而這些人受到博雄的懷疑，與國民黨勾結。英國的探員發現了此事，告知拉薩政府，導致更頓群培的被捕。


革命烈士


然而高史坦心目中的革命英雄，龍夏‧多吉次傑(Lungshar Dorje Tsegyal)，因為在圖博現代政治扮演了重大的角色（雖然許多老一輩的博巴認為他是個掃把星），因此高史坦述說他的故事，顯然就不像「圖博改進黨」那樣蒼白無力。高史坦主張「龍夏是圖博最進步的俗人官員」，他「瞭解到所有的政治系統都必須適應不斷改變的外在世界。」在他的歷史書結尾，高史坦強調，圖博歷史的轉捩點，「發生於熱振被聘為攝政王的四個月後，一位俗人官員，龍夏，試圖改革政府的結構。」



插圖：龍夏‧多吉次傑

龍夏作為一個進步的革命英雄的神話，早在高史坦的書出版之前就存在了。達瓦諾布的《紅星下的西藏》，書裏寫道：「財政部長孜本龍夏(Tsepon Lungshar)，領導『青年圖博小組』－－一個自由民主的派系。龍夏曾經旅遊過印度與一些歐洲國家，包括英格蘭在內，他與四到五個同事，一起擘劃了改革的綱要。但這份文件遭到洩露，而他被指控叛國；所以他將圖博民主化的努力就化為泡影了。」[原註3]達瓦諾布大概是從龍夏的兒子，強曲啦那裏，聽到這個對龍夏充滿溢美之言，卻毫不實際的故事：達瓦諾布在葛倫堡的葛拉漢博士住宿學校讀書時，強曲啦在那裏教授博伊（藏文）。


這一世達賴喇嘛，喜歡描述自己為「半佛教徒，半馬克思主義者」，似乎也相信龍夏是個改革者與革命家的迷思。在最近出版（但有點愚蠢）、由湯瑪斯‧賴爾德(Thomas Laird)所撰寫的圖博史中，他引述達賴喇嘛的話，「事實上，十三世達賴喇嘛完全信任龍夏，」還有，「‧‧‧（他的）主要目標就是，博雄應該由文官領導，而不應該由喇嘛領導。龍夏說喇嘛在行政上沒有經驗，等等。」[原註4]


在六零與七零年代的流亡博巴世界裏，有一種渴望，特別是從印度流行左傾思想的精英大學培養出來的博巴學生，他們希望圖博歷史裏也能找到這種左派的革命偶像。因為舊圖博裏不存在這樣的人，龍夏就被推崇，大概是因為他表面上擁有一些反殖民與反帝國的信念。而這樣的看法能夠站得住腳，可能是因為英國的官方報告裏，普遍對他沒有好感，甚至懷有敵意，也是因為噶廈（圖博的內閣）對他控以「陰謀推翻政府，妄圖以布爾什維克系統替代之」的罪名。


事實上，如果你只重新檢視高史坦針對龍夏鋪陳出來的原始資料，不理會他的詮釋的話，非常清楚的是，龍夏不但不是個進步派或改革者，他還是圖博政治圈裏超級保守與反動的一派。高史坦的資料清楚地指出，他就是破壞現代圖博軍隊，扯十三世達賴喇嘛改革的後腿，而以此合理的推斷，減低了圖博抵禦中國入侵的防衛能力的人。


高史坦告訴我們，在現代化時期的一開始，圖博的政治即分裂為兩大陣營：由擦絨(Tsarong)所指揮的新軍，「致力現代化」的一派；「超保守」的寺院份子、與反動官員結盟，並由僧官丹巴達傑(Tempa Dargay)所領導的，後者就是達賴喇嘛的管家（卓尼欽莫）。



插圖：卓尼欽莫，「阿不索」丹巴達傑


高史坦清楚地說明龍夏「策略性地」與超保守的團體結盟。而保守派系的領袖丹巴達傑，在他的僧人同儕之中，大家都以讚美的暱稱，阿繞嘎波(Ara Karpo)，意即「白鬍鬚」來叫他。而看不起他的軍事將領與俗人官吏，則叫他「卓尼欽莫阿不索」－－「阿不索」就是那種長毛的圖博梗犬。令人驚訝的是，高史坦沒有提到這個輕蔑語「阿不索」，而且將他描寫為似乎只有「白鬍鬚」的暱名。也許這不能表示高史坦對超保守派的同情，然而確實指出他的資訊大體上從哪裏來。


龍夏第一個削弱強大新軍勢力集團，並且讓現代化改革倒退的機會，在1920年降臨。他極為狡滑地煽動一個讓新軍大權中衰的政治危機。這起事件的標準版本是，一群自大的軍事將領，強行進入國民大會」（中譯本寫為「民眾大會」）的議場。這樣的說法不幸地給後人留下一種印象，當時有類似軍事政變的事件發生了－－就好像1981年西班牙國家憲兵(Guardia Civil)挾持西班牙國會(the Cortes)一樣的[譯註3]。夏格巴相當錯誤地提到，就是擦絨親自領導該團的軍官到國民大會去的。比較晚近的研究，包括高史坦的在內，顯示根本沒有此類的情事發生，而那些軍官的行動，雖然有欠考慮，卻是無惡意的－－甚至可能是合理的。而這個事件之所以會被保守派吹噓誇大，就是龍夏所指使的。


1920年的3月上旬，國民大會正在討論軍隊的經費事宜。根據高史坦的說法，「反軍隊集團想辦法將軍官代表排除在會議之外」。舊圖博的國民大會，不像是現代經歷過選舉的國會，它要求出席的不只是政府官員、寺院主持，「三席」的代表，以及各個階級與工會的代表，也包括「軍隊的代表」。[原註5]將軍隊的代表排除，是非常不尋常的作法。


插圖：總司令，擦絨‧達桑占堆(Tsarong Dasang Damdul)


根據擦絨的兒子為他父親所作的傳記，某些軍官於是到大會所在的地點，要求與大會書記見面，以詢問他們被排除在外的原因。他們要求在會場外與他會面，因為「根據‧‧‧政府的規矩，直接進入會場是非常不恰當的行為；因此他們要求與一個代表會談。」[原註6]龍夏，那天剛好代理大會書記一職，就與他們在會場外晤面。高史坦也明白地陳述，軍官們告訴龍夏「他們來此不是要求參與會議，而只是來詢問為什麼軍官們都被排除在外而已。」


而龍夏是怎麼跟國民大會解釋，不太清楚。但肯定的是，他的報告讓大會代表感到警覺，甚至陷入驚惶的狀態。夏格巴以及其他曾經研究此事件的人，都很清楚，就是龍夏煽動起大家的憤怒與驚惶。高史坦告訴我們，「流傳的謠言說，這也許就是政變的前兆，不然就是軍隊要針對特定的敵人而採取行動‧‧‧幾天後，此事件進一步升高了，因為國民大會的領袖告訴倫欽（Lonchen，首席噶倫（部長））索康(Sholkang)，他們要暫停會議，因為他們害怕軍隊會衝進來殺死他們。這個非常嚴重的指控，就是反軍隊集團巧妙地迫使政府採取行動的計策。」而這就是一連串削弱軍隊與其總司令擦絨威望的事件的第一件，也是龍夏增強自己的政治力量的第一步。這些事件背後清晰可見龍夏的手在操弄，但軍事將領們與擦絨也有錯，因為他們沒有更小心謹慎地處理圖博敏感的政治議題。


圖博的軍事維新家


雖然如此，不管他們的缺點何在，我們必須瞭解的是，圖博新軍的軍官們就是當時圖博現代化的主要促成者。現代化不必然是社會主義者提倡或民主變化帶來的結果。在阿塔圖克（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與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其進步的改革之中，都有明顯的軍事動力。圖博的現代化也應該在其時代的脈絡下來討論，而不是從今日左翼的觀點，後者也許會認為圖博的軍官階級與英人（帝國主義者）的友善關係，都是意識形態不正確的。在這些「進步人士」的作品之中－－不管是文宣也好，非宣傳的也罷－－其永恆不變的規則是，除非受到左派的正式認可，其他的東西都是不好的、不現代化、也不民主化的。


這些圖博軍官穿著歐洲軍隊制服、擺出威武姿態的照片（對於現代的讀者而言，似乎有點荒謬），在某些案例中，就是導致他們的成就被小看、被忽略的原因。但你只要看看明治日本的軍官寫真，或中華民國早期的軍人照片，甚至看看青年土耳其黨的領袖，福態但帥氣的安佛巴夏(Enver Pasha)，就會知道，這種制服與姿勢，都是當時的軍人圈中非常流行的。


那個時期的圖博軍人似乎擁有不止一樣的能力，他們不止會戰鬥，還擅長情報收集，通訊，民事行政，甚至外交禮儀，而後者在1913年的一個小事件記錄中清楚地呈現：英人間諜兼探險家，伯利(F.M.Bailey)偷偷地進入南圖博，以便繪製雅魯藏布江南轉進入印度一帶，廣大、無人探索的叢林區的地圖。這個地區不止非常崎嶇難行，而且還有野人與獵頭族在此出沒。但伯利與他的同伴卻很驚訝地收到博東的圖博軍事總部捎來的一封信：

「第二天早上，就在我們準備出發明之時，我們收到噶倫喇嘛，圖博軍隊的總指揮官，寫給我們的一封信。它是從康區的苯波貢巴（Pembar Gompa，一座苯教寺院）寫來的，而且首先是被送到曲瓦(Showa)那裏去。然後它又再被放入一個新的信封，密封後，送到茲啦(Tsela)，在那裏他們又把它放入另外一個信封，然後送到我們手上來。整體的結果，讓我們印象非常深刻。此信的目的，乃是要問我們，我們是誰，我們在幹什麼；而且為了確保我們不能說我們讀不懂，還附上英文翻譯。」[原註7]

在我們這個擁有間諜衛星、GPS系統、無人偵察機等等高科技的時代，還常常發生情資的錯誤，這種低科技、樸實但真確有用的情報能力，也許應該被認為是相當可觀的成就。


龍夏的崛起與衰落


龍夏最後終於讓擦絨被免去軍隊總司令一職，乃是藉由煽動達賴喇嘛年輕姪子、也是副總司令穆平宗巴（Drumba）[譯註4]的野心而達成的。龍夏鼓勵他去跟達賴喇嘛抗議擦絨，並指控他陰謀策劃「推翻博雄」。當穆平宗巴變成總司令時，根據夏格巴的記錄，龍夏「被約聘為國防秘書」。車仁‧仁欽卓瑪(Rinchen Dolma Taring)提到「謠言是說，龍夏早就密謀要讓這個軟弱人當上總司令」。當然，車仁女士在此事上也不能說毫無偏見，但當時穆平宗巴平步青雲的各式揣測在拉薩非常普遍。穆平宗巴本來就是又懶惰又沒效率的官員，而且達賴喇嘛稍後就把他從政府部門解職了，讓龍夏順理成章成為軍隊的總把手。根據K.頓珠的看法，「龍夏又當總司令又當財政部長，勢力真的如日中天了。」



插圖：圖博的軍官，達賴喇嘛的姪子穆平宗巴站在中排，左邊數來第二個。


龍夏的自大與莽撞，幾乎讓圖博在1929年與尼泊爾發生戰爭，只為了夏巴傑波("Sherpa" Gyalpo)所犯下的小罪：他違反圖博的法律，逕自在拉薩販賣香煙。傑波自稱為尼泊爾人，跑到拉薩的尼泊爾使館裏尋求庇護，但龍夏莽撞地不顧外交禮節，還有尼泊爾與圖博早在1856年簽定了條約所享的權利，決定利用武力來解決此爭端。一位尼泊爾歷史學家寫道：「九十名圖博軍官衝入使館裏，而一千三百名軍人包圍了整個使館。」[原註8]尼泊爾當局震怒，開始準備興戰，只有靠英國的大力介入，才驚險地避免發生真正衝突。這個外交的大災難，還有龍夏本人對待其他軍官高高在上、沒有禮貌的行為，漸漸地毀掉了他的權力基礎，並且導致他被免除總司令的職務。


貢培啦(Kunphel la)，達賴喇嘛的侍從官，開始漸漸變成一個主要的政治勢力。貢培啦早先創辦了仲札瑪嘎（Drongdak Magar，意為「殷實之家軍團」），乃是從比較低階的貴族、與富有的農民那裏徵募人員組成的。



插圖：仲札瑪噶軍團的指揮官，宇妥‧札西頓珠及車仁‧晉美


少將車仁‧晉美，對於他的軍團非常自豪，他告訴我，該團創立的靈感是來自英國的「紳士軍團」的傳統，它希望將來有一天能變成職業軍官團培養人才的地方。剛開始，新入伍的軍人對於軍事訓練很不習慣，大家都想回家。然而高史坦對把新兵們哭訴頭髮被剪短的故事，拿來大作文章。全世界剛入伍的新兵，大概都對於軍隊的嚴格規定有相同的反應。史丹利‧庫柏力克的電影《金甲部隊》（Full Metal Jacket，中國大陸亦譯作《全金屬外殼》），就充份地顯示年輕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兵們，在被送到越南之前，對於他們的嬉皮長髮被剪短有一樣的反應。


貢培啦對他麾下的大兵給予特別的待遇，加上新的武器與裝備，時髦的制服與嚴格的訓練操練，該軍團漸漸變成一支勁旅，甚至還擁有自己的團隊精神。英國的政治軍官，威廉遜(F.W.Williamson)在1933年視查這支軍團，並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英國與印度的常備軍外，我還沒有看過這麼敏捷又精準的隊伍，」他在一份送給印度政府的報告中這樣寫。高史坦也描寫它是「優異的仲札軍團」。



插圖：在扎基整練的「殷實之家」仲札軍團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給了龍夏一個除掉貢培啦的機會。高史坦告訴我們，龍夏想辦法派了一個間諜到仲札殷實之家軍團裏去，而這位間諜漸漸地說服大兵，開始叛變與逃跑。當此情形發生時，貢培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高史坦告訴我們龍夏「消滅貢培啦的計畫既高明又簡單。」


貢培啦被傳喚到國民大會處，而龍夏的保守派友人指控他謀殺達賴喇嘛，又要求嚴厲懲處。但正直的官員如魯康娃給了大會明智的忠告，終於贏得多數的同意。貢培啦的罪名變成未能將聖尊染患疾病及早通知博雄，並且被放逐到達波。[譯註5]



插圖：古恰（Kuchar，達賴喇嘛的近侍或親信）貢培啦( Kunphel la)


龍夏的下一步，就是消除噶廈的權力，好讓自己大權獨攬。他開始集合不滿的官員，大部份都是僧官，組成一個秘密組織，叫做「幸福聯盟」（Kyechog Kuntun，吉曲貢敦）。高史坦令人匪夷所思地、又重覆地說這個組織就是龍夏的「改革政黨」或「改革運動」－－大概是因為它原始的圖博名稱沒有進步或革命的意涵。很清楚的是，龍夏與這個團體的目的，就是取代噶廈，並且靠某種政變奪權。大家所接受的說法是，資深的噶廈部長，赤門(Trimon)本應該被謀殺，但根據高史坦的說法，此次的奪權不是靠刺殺，而是靠上繳一份改革的請願書給噶廈而達成－－聽起來非常可疑。為了說明龍夏奪權乃是合理的作法，高史坦引述了兩個歷史上的先例。我們也許可以把這個當成是顯露高史坦真意的弗洛伊德失言：他所提供的其中一個先例，就是在十八世紀早期的一個政變，有一個資深的噶廈官員被冷酷地謀殺。


然而龍夏是被他自己組織的一個成員所出賣的。他試圖潛逃，而且還想辦法弄來一把手槍，但終於被解除武裝，給逮捕了。高史坦提到在龍夏的靴子裏發現了一張紙，上面包含黑魔法的咒語，意圖傷害赤門。在本事件的章節結尾，高史坦寫道：「龍夏的運動，就是改革、重振傳統政治系統的最後企圖‧‧‧而他的下台必定要被看成是促成喇嘛王國崩逝的主要原因。」



野心的大體解剖


高史坦會作出上述的評估，乃是他相信，龍夏的計畫就是要在政府裏作出激烈的政治改革。高史坦寫說，龍夏想讓內閣的成員任期限制在四年一任，而且應該交由國民大會來選擇，並且向國民大會負責。他之所以推測出這些，還得知龍夏素有現代派、改革派的令名，大部份都是從龍夏的兩個兒子那裏聽來的，拉魯‧次旺多吉、與龍夏‧強曲啦。就好像我先前提起的，龍夏在達瓦諾布的書中被描寫為一個『自由民主人士』，應該是強曲啦對他的父親美化的回憶所造成的。高史坦也引述拉魯所寫的自述[原註9]，出版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六>》裏的。[原註10]這部材料是圖博貴族、喇嘛與其他人的訪談與回憶錄，在1980年代為了官方用途、內部參考批判目的，而集合成冊的。雖然作為輔助的學術用途，但其內容不全然與較早期的「招供」、「譴責」無涉。


為了《西藏文史資料選輯》接受訪談的人，似乎對於此事都沒什麼其他選擇，而且很有可能，這些材料的部份，在不同的政治氣候之中，可以用來批鬥被訪問人－－如果當局這麼要求的話。我們亦應該記得「坦白交代」在今日的中國司法系統裏，仍然是標準而必要的要求。高史坦被這些訪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坦白」所說服，而且似乎完全相信這些材料的說法，沒有任何保留。


去挑戰龍夏兩個兒子的回憶，太過壞心，這兩位想要恢復他們父親的名譽，其孝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對一個歷史學家而言，重要的是，要警覺地處理這樣的材料。K.頓珠認為拉魯的回憶錄與其他從圖博本地來的記錄，都是很寶貴的，然而他也很小心地又說：「‧‧‧讀者一定要小心。這些回憶錄是由對某些事情擁有強烈看法，極力希望別人相信的人所寫的，而且是在現在統治圖博的外來勢力監督下出版的。」也許我們在這裏應該提起，K.頓珠，雖然是（流亡的）圖博共產黨的創辦人，一開始也是相信龍夏是個革命改革派的，但他開始研究這個時期的歷史之後，已經修正了他的觀點。在《水鳥年與其他年歲》一書裏，頓珠描寫龍夏是個「邪惡‧‧‧狂妄有野心‧‧‧自私自利」，也是一個「鬼才」與「假的革命家」。頓珠認為相信龍夏聰明過人、「常常用好幾種不同的外衣來遮掩他對權力的野心，而且進步的成份往往不如反動來得多。」


如果我們研究另外一份記錄（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裏的），由「幸福連盟」組織成員，官員拉烏達熱(Lhautara)所寫的有關龍夏政變的事情，他沒有提到連盟的聚會裏，有談到任何政治改革，如噶廈任期限制之類，而此類情事也沒有在他所參與的任何討論裏出現。事實上拉烏達熱清楚地說，龍夏「組織一個秘密的黨派好攫取政治的權力」。[原註11]


即使我們接受高史坦的分析，龍夏的計畫就是限制噶廈的權力，增加國民大會的權力，這也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民主」式的重新建構。（圖博當時的）國民大會並不是現代意義的立法機構。噶廈與國民大會都是政治的中心，前者由俗人的貴族占多數，後者則屬於寺院代表。清楚的是，讓一個大部份乃由僧人組成的國民大會變得更有權力，並不是龍夏的最終目的，就如高史坦所承認的，龍夏的目的，就是讓他自己掌握無上的大權。


稍早，高史坦描述，龍夏「聰明的計畫」是怎樣的：他打算首先跟寺院的保守派結合，以摧毀軍事集團、現代化人士的權力，接著，（大概是他在摧毀他先前的友人，保守派的權力之後），再實施改革。這種兩次或三次背叛友人的方法，當然是希特勒、史達林或毛澤東之流攫取政權的既定方式，但可以肯定，並不是一種可以建立民主制度的方法。必須強調的是，龍夏的政治生涯自始至終，結盟的對象都是非常保守的寺院權力團體。事實上，高史坦自己也寫到，龍夏的「改革運動組織絕大多數都是由僧官所加入」。明顯地，參加這個運動的人，目的不是帶來改革，而是挑戰俗人官員的權力、弱化軍隊、並且阻止現代化。高史坦在他對龍夏溢美的敍述之中，未能令人滿意地解釋這種奇怪又背道而馳的地方。


也許可以提到，類似於龍夏的這種陰謀，在六零年代早期的達蘭薩拉也曾經發生，當時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創造了一個政治組織，叫「三區團結連盟」(cholsum chigdril tsokpa)，這個組織大部份都是由年輕的僧官所構成。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弱噶廈的威信，當時的噶廈是由一位資深的部長，老貴族索康‧旺欽格勒(Surkhang Wangchen Gelek)所領導，也是高史坦前妻的伯伯（或舅舅）。有趣的是，當時，嘉樂頓珠也使用類似的民族主義與改革的說詞，來除去政治上的反對派，以奪取權力。而我很確定，高史坦會同意我的看法：嘉樂頓珠不能被形容為一個民主改革派。


如果調查龍夏所謂的進步履歷，也許將能更進一步闡明我的論點。龍夏是在1913-14年被派到英國去，他的任務是陪伴達賴喇嘛派遣到（英格蘭中部的）拉格比(Rugby)讀書的四名圖博男孩，這是十三世達賴喇嘛西式教育實驗的一部份。高史坦也告訴我們，龍夏在他的妻子懷孕時，突然回到圖博，因為他相信，如果小孩生在英格蘭，就會變成金髮碧眼。博巴對於他們「無知同胞到海外去」因為種種奇怪的觀念、犯下禮儀上禁忌的事情，流傳著各種有趣的故事，然而這是唯一我所知道，一個博巴如此荒唐迷信、行為古怪的例子。


我們知道龍夏很迷信，喜歡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事。高史坦告訴我們，「很多人都認為他是鏡中神靈顯影(thrabab) 與黑魔法 (dey)的專家。」車仁‧仁欽卓瑪告訴我們（由(義大利的博日巴凱巴)白佐良(Luciano Petech)所重述[原註12]），夏札‧班覺索旺(Shatra Palijor Sowang)在1928年之所以去逝，就在他成為噶廈的部長之前，大家都相信，就是龍夏的魔法所造成的。接著，我們還知道龍夏試圖使用黑魔法殺死赤門，也是高史坦提到的。即使是在一個如此虔誠（也許有點太容易相信他人）的社會，如圖博這樣的，龍夏對於魔法的執迷是相當非比尋常的。與他極為不同的是，當時許多年輕的軍官與現代派，都認為自己是理性主義者（即使只是在一種膚淺的意義上）。許多人認為擦絨是個無神論者，而車仁‧仁欽卓瑪試圖在她的自傳之中，《圖博的女兒》，為這種指控辯護。


龍夏沒有像當時其他的博巴一樣，培養出對攝影、聽無線電、或聽黑膠唱片的興趣。他也沒有像某些進步的貴族，把小孩送到江孜的英文學校裏讀書，當然，這件事是受到寺院保守派強力反對的事情。在江孜的英文學校關門後，龍夏也沒有送他的小孩到印度去學習現代的教育，像其他的貴族甚至商人所做的一樣。


我們知道在當時，各個不同的官員與個人開始發展各種實業來促成圖博的現代化。例如，擦絨在赤桑（拉薩西郊）建立了第一座鋼橋，而仁崗想要使拉薩得到電力，貢培啦開始在札基創辦一間工廠，並且建立了一套現代化的水管系統，將乾淨的水送到大昭寺的廚房，好讓僧人在默朗欽莫節日時有茶水可喝。龍夏似乎沒有從事任何此類的事業。


高史坦認為龍夏擁有許多民主制度與「西方歷史」的知識，但除了他的兒子如此說之外，我們沒有其他證據可以支持這樣的看法。沒有一本書，手冊，甚或是龍夏自己的信函之中，提到這樣的事。但當時某些想法非常先進的博巴學者，如更頓群培，或格登塔欽(Gergan Tharchin)寫作了相關的主題。甚至更早一百年，就有好奇的圖博學者試圖在《世界地理之鏡》 (zamling gyalshay melong)裏描寫外在的世界。


但我們再把龍夏典型的高傲自大（高史坦本人這樣表示）與他對其他掌權者嫉妒不已的個性（後者是他自己的情婦，拉魯女士自己都曾經評論過的[原註13]），讓我們很難不下結論說，龍夏想要得到最高權位的野心，只是為了自己自私的原因，與改革、現代化圖博都沒有太大的關係。高史坦想要將龍夏描述成一個民主人士，一個革命家，一個會希望圖博可以自強，甚至抵禦共產黨人入侵的人，完全是捕風捉影的看法。相反地，龍夏有效地將現代化的新軍削弱，解散了優異的「殷實之家」軍團，並且確保超保守勢力的成功，這些都是造成1950年共產黨的軍事入侵並獲得壓倒性勝利的原因。


最後一點，也許比任何單一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龍夏扮演了讓班禪喇嘛出逃到中國的主要推手，而且如此一來真正確保了「喇嘛王國的崩逝」。在1920年，龍夏受托，負責在貴族、大寺院的產業上增加稅率，後者包括札什倫布寺，班禪喇嘛的駐錫地。札什倫布寺的義務乃是要支付博雄（藏政府）軍隊的四分之一開銷，但該寺抗議，認為這樣的計算有誤。某種形式的妥協也許最終還是可能達成，但高史坦告訴我們：龍夏「說服達賴喇嘛，說班禪喇嘛拒絕繳稅的真正動機，乃在於他不確定達賴喇嘛的權威比他更加崇高的緣故。」不令人意外的，局勢很快地就惡化，終於到了1923年，感到害怕的班禪喇嘛逃亡到中國去了。讓事情雪上加霜的，龍夏還派了一支沒有辦法捉到班禪喇嘛的軍隊追捕。作為一種官方的反應，此舉措無疑太過份，並且十分嚇人，以致於班禪喇嘛相信他永遠都回不了圖博了，除非有中國軍隊的護送。



插圖：九世班禪喇嘛在國民黨的飛機上


九世班禪喇嘛，是像聖人一樣的人物，然而也是有點天真的，他被國民黨政府有效地利用，削弱了博巴努力展示他們獨立性的種種企圖。根據一位美國的學者，華倫‧史密斯的說法，中國人利用班禪喇嘛顯示「‧‧‧圖博不是個團結的國家，只是中國轄下的一些封建附屬地而已。」史密斯又說，「班禪喇嘛的逃亡，阻礙了達賴喇嘛創造圖博政治團結、讓圖博行政中央化的努力。」[原註14]班禪喇嘛的逃亡不只被博巴認為是十分不祥的徵兆，也讓民間興起了對政府、軍隊與現代化的反感，因此「而強化了保守派的手」。


當共產黨入侵圖博時，因他們擁有新轉世的班禪喇嘛的監護權，馬上讓他們得以輕易通過安多與康，進入圖博的中心地區，還提供一種他們的侵略乃是名正言順的表象。如果我們想估計博日（藏民族）利益所遭受的長期損害，中國人控制班禪喇嘛的事實，也許比熱振事件更加糟糕，因為後者的負面效益，已經隨著時間日漸減退。高史坦告訴我們：「博雄與熱振仁波切之間的敵意，一直到1950年代晚期，十四世達賴喇嘛接掌大權時就結束了，而圖博的歷史再展開新的一頁。」但有關於班禪喇嘛的僵局，沒有任何歷史新頁，它不只在目前嚴重地削弱了圖博議題，也預言了未來的不吉之兆，因為中國人無疑會利用現任的（漢）班禪喇嘛，來選擇下一任的達賴喇嘛。而這一切，我們都應該感謝龍夏與他的反動盟友卓尼欽莫「阿不索」，而札什倫布寺的官員到今天都還相信，就是後者讓達賴喇嘛聽信了有關班禪喇嘛的謠言。


那麼為什麼高史坦，在這種他收集來的諸多證據與結論完全相反的情況之下，還會試圖將龍夏描寫成他的歷史書裏的革命烈士呢？如果我們檢視他與他人合寫、最近促銷的的兩位博巴共產黨人[譯註6]的傳記，也許我們就會瞭解他的動機。


《為現代化的圖博奮鬥：扎西次仁自傳》的主人翁是一個博雄的小官吏，他在1959年逃到印度，又在1960年想辦法到美國去讀書。在美國期間，扎西相信，圖博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治下，才能現代化，於是（他借道古巴）「回歸」中國。這種馬克思主義式、「浪子回頭」的寓言故事，不是本書中扎西所經歷的唯一意識形態上的轉變。當他小時候在拉薩作舞童時，他被一個貴族喇嘛虐待，而這一點就很恰當地強調了階級鬥爭的理論，那就是圖博需要從事社會主義的改革。扎西次仁那種天真的理想主義，乃是他自己本人在圖博經歷共產主義，再加上六零年代西方對毛主席與共產中國的崇敬與欣賞的混合物（扎西是高史坦在六零年代早期於西雅圖結識的友人），然而他回到中國後所受的回饋，卻是在中國境內長期又殘酷的監獄刑期，接著他從圖博被放逐，被迫待在外省，一直到1980年代為止。在我讀完扎西次仁的傳記後，所得到的主要印象就是，他真是一個極度天真的人。而我不能避免作出的結論就是，高史坦選擇扎西作為一本書的主角，顯示了高史坦自己的天真不實際，還有他本人的意識形態傾向。


另外一本書，《一位圖博革命家：平措汪傑的政治生活與時代》，就是有關一位博巴共產黨員的故事，他在1950年代為中國入侵圖博的軍隊提供了極寶貴的協助：他幫忙組織博東地區的運輸補給，稍後又作達賴喇嘛的老師，教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已經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詳細地評論這本書，所以我不會在這裏再囉嗦。而在他服務中國與共產黨之後，平措汪傑的回饋就是長達十八年的單獨監禁，甚至在刑期的晚期，他到了忘記如何講話的地步。而他的妻子在受她的同志「批鬥」之後自殺，而他們的孩子們落得無依無靠，好像流浪狗一樣。在本傳記中，說得很明白的是，雖然經歷過這麼多苦，平措汪傑到今天都沒有放棄對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信仰；也沒有失去對馬克思主義有關於民族自治政策的信念，即使史達林本人都說了，該政策只是為了誘使弱小民族加入社會主義陣營而設的；即使圖博今日比中國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北京更直接的控制，與更重手的壓迫。我很難決定平措汪傑式的天真是一種病態，還是本書裏其中一些例子顯示的，是一種任性而盲目的自尊自大。幾年以前，他寫作了一本非常厚的書（由北京官方出版，由「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在美國散布流通）[譯註7]，他在書裏聲稱，他已經發現了顛撲不破的證據，完全只靠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可以證明月球上有水的存在。然而高史坦顯然認為平措汪傑與他性情接近，氣味相投。整本書都只使用他的暱稱－－平汪－－來稱呼他。


高史坦清楚地認為這兩個人都是很值得欣賞的，而這兩本書的語調都是充滿讚美的，假如不是直接把他們當成至聖先賢的話。這兩位博巴的明顯特徵，與高史坦為什麼這麼努力讓他們的故事在西方得以出版的理由，就是他們滿足了中國共產黨佔領圖博的理直氣壯解釋。在平措汪傑的例子之中，他的服務是刻意的，而且也給中共帶來無限好處的。扎西次仁提供服務比較少，除了小小的宣傳效果之外，但以他那種病態、又自欺欺人的方式，卻顯得非常真誠。


龍夏本人的目的並不是在幫助中國征服圖博，但他跟超保守的權力團體合作的結果，就是他摧毀了圖博的現代化軍隊，就是他，而不是別人，達到了削減圖博國防能力的效果。我認為，他這種促成共軍大獲全勝的貢獻，就是高史坦為什麼選擇龍夏作為他的歷史書中的英雄的原因，他雖然未明說，但著實具有因果關係。高史坦也許在大國入侵小國的意義上，未明確地表明贊成中國佔領圖博；但在更加意識形態的層次上、在它就是國際社會主義獲得的一場勝利的意義上，他是贊成的。


龍夏不是共產黨人，但他是唯一一位被博雄指控為布爾什維克的博巴，並且受到懲罰。這一點，再加上他為所犯下的罪行而經受的恐怖刑罰，也許就是讓他成為許多左翼博巴心目中的烈士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更加國際化的圈子裏，龍夏作為共產烈士的角色，還不時地浮現。例如在毛主義者的聊天網站「RevolutionaryLeft.com」，這個自我標榜為世界最大的激進左派論壇裏，我很驚訝地發現以下有關於龍夏的對話，我在此不編輯地重貼：

高傲的農奴應該被他們的主人懲罰－－主人就是貴族與寺院。一個政府官員，叫做龍夏的，一個溫和的改革者，被指控在1930年代試圖領導共產革命‧‧‧他的眼珠被綁在他頭上的打結繩索不斷地收緊而壓碎。他後來死在獄中。

Spartafc：感謝老天爺，賜給我們毛澤東，感謝老天爺，讓圖博繼續被佔領。

歷史學家的動機


荷蘭的歷史學家，彼得‧戈耶爾(Pieter Geyl)，在他著名的作品，《贊成與反對拿破崙》(Napoleon For and Against)，提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說明，顯示歷史學家如何被現代的事件所影響，即使他們寫作的是過去的事。戈耶爾顯示，法國的十九世紀史學家，在寫作拿破崙的歷史時，反映的是十九世紀整個世紀裏，各種衝突扞格的政治生活與思想潮流。


我認為影響高史坦形成他的圖博歷史的「現在」，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是高史坦開始在藏學界嶄露頭角之時。當時，在圖博境內，語言與文化為了各種目的而慘遭摧毀，高史坦，在一本1973年出版的語言書裏，在前言裏宣稱：「最近在圖博發生的政治事件，已經激起了圖博語言的真正革命。」而句子裏所提到的「最近的政治事件」，高史坦大概是意指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開始，而正式在1976年終結。


第二個階段，就是鄧小平開始的後自由化時期，當時高史坦受到許可，可以進入圖博進行各種研究，甚至與中共當局安排各種互惠的協議。事實上，高史坦對這個又資本主義又共產主義的美麗新中國印象十分深刻，他甚至在一份有關圖博議題的重要報告之中，倡議圖博問題的最終解決之道，就是讓中國人保持圖博地區政治、軍事、經濟的控制權，並只讓博巴生活在「文化保留地」上。[原註15]



高史坦聲稱他的《現代圖博史》乃是完全客觀中立的。這一點他寫在前言裏：「這本書並非親中國，也不親圖博，在這兩個名詞的現代意義之上。它的出發點，不是為了支持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也不是為了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長中國藝術史的學者，西蒙‧列斯(Simon Leys)在他檢視譚若思與其他中國專家時，對於他們自己所自稱的中立客觀，有以下的看法：「專家是沒有情緒的；他總是記得一個硬幣有兩面。我想，舉例來說，即使你拿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事來質問他，他也還有辦法說，一個人不應該用自己的主觀看法來衡量納綷的價值觀，畢竟它們是非常不同的。」[原註16]


我稍早提過一個這種要命的各打五十大板的例子，我提到在義大利法西斯入侵伊索比亞時，英國與法國的外長的心態。要達成這種「客觀的」思考方式，我們只要相信這樣的入侵行為，甚或戰爭，都只是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進行就可以了。當日本在1937年攻擊中國的時候，許多西方人，雖然對於中國不是完全毫無同情，但還是擁有親日本的觀感。以下是倫敦泰晤士報如何在社論裏評論上海的死傷：

「在中國平民百姓之間（許多人都是由士兵所偽裝），造成這樣的生命損失，是無法避免，也是意外產生的，而我們深信，日本人比起其他人，對這樣的結果深感懊悔。」

在當時的許多人心目中，認為日本代表進步與文明，如此一來好好地教訓了落後又腐化的中國；而法國人，從他們在阿爾及利亞與印度支那（越南）的經驗中汲取心得，也許會稱之為從事開化任務（a mission civilisatrice）。


也許藉由如此露骨地表示他很客觀，高史坦覺得他已經讓自己成為會受到批評的對象，因此他在說完此話的數行之後，又再加上他本來沒有意思要寫的句子。雖然是個輕描淡寫，勉強聽起來中立的句子，也許我們應該將它讀成一種同理心的詞句：「很難不對博巴與中國人在現代所遭受的苦難感到極大的同情。」


數百萬德國人在納綷統治之下，也遭受很大的痛苦，許多人在集中營裏死掉，然而當我們討論Holocaust(猶太大屠殺)時、與歐洲猶太人所遭逢的悲劇，我們不必提起德國人所忍受的痛苦，才能建立起我們的客觀性。丹尼爾‧約拿‧高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引起爭議，但廣受好評的著作，《希特勒的自願執刑者》(Hitler's Willing Excutioners)，反駁了德國人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只是不幸被邪惡冷酷的統治者所統治，而對猶太人犯下滔天罪行的，都是統治者，與老百姓無涉的這種說法。高德哈根呈現出一個社會與許多身處其間的個人，早已經好幾個世代都對猶太人擁有強烈負面而且惡意的刻板印象，而猶太大屠殺只是這種普遍心態的最高潮，而不是由某獨裁者、某政黨所指揮而造成的單一事件。中國人對博巴的刻板印象，將博巴看成不文明的野蠻人，或者蓄有奴隸的封建領主，當然在性質上是大不相同的，但在中國社會的廣泛程度，也許就像德國人對猶太人普遍的刻板印象一樣。而這類種族歧視的描述，仍然是中國政府、知識份子、學生（即使是留學海外的）、普通中國百姓，從不失敗引用，拿來合理化他們對圖博的佔領，以及征服博日（藏民族）、剥奪他們的自由，一種主要而且方便的合理化說詞。


英國的歷史學家，麥可‧史丹福(Michael Stanford)在《歷史知識的性質》(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書中警告我們，如果歷史學家躲閉所有的道德層次，而只「客觀」地寫作沒有任何道德評價的歷史，「歷史學家最善良的用意，也許會導致他們不想見到的結果；亦即，歷史學家的這種不帶道德的態度，只要一鬆懈，就可能會造成一種不關心道德問題的讀者，然後，可能是邪惡的怪物。」[原註17]


但也許，不只是在判斷的短暫失敗，或者無意識地「鬆懈」成為邪惡的怪物，像史丹福寫得那樣，今日這種對中國（與圖博）的「客觀」寫作之中，還有一種故意、並且自私自利的成份在內。我曾經多次提到一位美國研究中國文學的頂尖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原註18]，與香港大學的卡斯頓‧荷茲(Carsten A. Holz))[原註19]對此問題寫的文章。最近我們又讀到保羅-慕尼(Paul Mooney)的報告[原註20]，講北京如何有效地讓西方學者自我審查。


中國似乎是把高史坦當成站在他們那邊的頂級圖博學者。如果你去看中國政府對圖博的白皮書，看看〈圖博現代化的歷史不可避免性〉這篇文章，[原註21]其引用的第一個與最重要的註釋，就是高史坦的歷史著作。高史坦對中國而言，不是像韓素音、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湯姆‧格朗非那樣的尋常的宣傳家。他的任務似乎不在反芻中國文宣的原始資料，而是有技巧地孤立、放大圖博歷史與現代事務中的灰色地帶，以模糊道德的分際。白的變成黑的，對的變成錯的，（且讓我改寫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句子，）受害者變成謀殺犯。


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在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政府想要將人權議題與中國貿易脫勾，並且引導中國進入世貿組織時，高史坦在華府很受歡迎，常常出現在國會的聽證會上。在特魯賴德山電影節(Telluride Mountain Film Festival)的一個圖博討論會場上，我聽到柯林頓派聯合國的大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對高史坦大加表揚。霍爾布魯克（現在是為中國遊說的說客）曾經跟高史坦一起到圖博去旅遊，並且清楚地將他當成圖博議題的權威。


在那層意義上，高史坦與他的學術作品也許可以看成（不管他原意是否如此）全球風潮的一部份：那就是過去二十年來出現的，在道德、政治、與智識等層面上不贊成與中國毫無條件進行貿易的反對意見，所進行的削弱、阻礙與破壞。而修正亞洲的歷史一直都是這種策略的重要特徵，他們強調，必得將中國與亞洲看成一種古老的文明，說這種文明就是看重社會秩序、穩定與傳統，而西方不應該不尊重這樣的傳統，而堅持中國去遵從西式的人權、自由與民主的價值。


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森(Amartya Sen)強烈地譴責這種「以狹窄的威權專制價值歸類來定義亞洲歷史的企圖，因為這樣無法顯示豐富多樣的亞洲知識傳統的真價值。」在他的《自由作為一種發展》(Freedom as Development)一書之中，他將這種歷史的否定主義很快地以一句話駁斥打發，而這句話似乎也很能夠總結高史坦的《喇嘛王國的崩逝》一書：

「可疑的歷史不能為可疑的政治辯護。」



原文註釋與引用文獻


[1] 我跟饒嘎的妻子有親屬關係，並且曾經多次造訪他們在葛倫堡的家。

[2] 林孝庭《圖博與國民黨中國的邊疆：陰謀詭計與族群政治，1928-49》（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UBC Press. Vancouver, 2006.）

[3] 達瓦諾布《紅星下的西藏》（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 Collins, London. 1974）

[4] 湯瑪斯‧賴爾德《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歷史》（台灣聯經出版社，2008-07-05）（Thomas Laird, 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Grove Press, New York, 2006.）

[5] 蘭‧拉胡《圖博的政府與政治》（Ram Rahul,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ibet, Vikas Publications, New Delhi, 1969.）

[6] 擦絨‧達桑占堆《報效國家：圖博總司令，擦絨‧達桑占堆傳記》（D.N.Tsarong,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The Biography of Dasang Damdul Tsarong, Commander General of Tibet, Snow Lion Publications, Ithaca NY, 2000）

[7] F.M.貝利《沒有護照到圖博》（F.M. Bailey, No Passport to Tibet, The Travel Book Club, London, 1957）

[8] 德莎‧普拉沙德‧米希拉《馴服圖博：妥協與衝突的尼泊爾-圖博關係史(1900-1830)》（Mishra, Tirtha Prasad, The Taming of Tibet: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Compromise and Confrontation in Nepal-Tibet Relations (1900-1830), Nirala Publications, New Delhi,1991）

[9] 拉魯‧次旺多吉〈回憶我的父親龍夏‧多吉次傑〉，由《西藏文史資料選輯》所集成（Lhalu, Tsewang Dorje “Recollections of My Father Dorje Tsegye Lungshar,” by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fice, Bod rang skyongs ljongs chab gros rig gnas lo sgyus rgyu cha zhib jug u yon lhan khang.）

[10] 這是一系列的《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博蓋音Bod-kyi lo-rgyus rig-gnas dpyad-gzhi’i rgyu-cha bdams-bsgrigs，，某些冊子則稱之為《文化史》。這個系列是由訪談所構成的，而且是由從前的上層階級貴族所寫的回憶錄。除此之外，這個系列還包含原始的歷史文件，有助於研究近代歷史。某些小冊子在1980年代也於達蘭薩拉出版，其中一本有位作者描寫他的回憶錄如何作成的過程。很明顯有許多政府的干預。

[11] K. 頓珠《水鳥年與其他年歲：十三世達賴喇嘛與其後的歷史》（K. Dhondup, The Water-Bird and Other Years, A History of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after, Rangwang Publishers, New Delhi, 1986.）

[12] 白佐良《圖博的政府與貴族》（Luciano Petech, Government and Aristocracy of Tibet, Is.M.E.O, Roma, 1973.）

[13] 車仁‧仁欽卓瑪《圖博的女兒》（Rinchen Dolma Taring, Daughter of Tibet, John Murray, London, 1970.）

[14] 華倫‧史密斯《圖博國家》（Warren Smith, Tibetan Natio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96,）

[15] 馬文‧高史坦〈龍與雪獅：二十世紀的圖博問題〉（Goldstein, Melvin, “The Dragon and the Snowlion: The Tibetan Ques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BRIEFING, 1990,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90. Reprinted in TIBETAN REVIEW, March 1991.）

[16] 西蒙‧列斯《焚燒的森林》（Simon Leys, The Burning Forest, Paladin, U.K., 1988.）

[17] 麥可史丹福《歷史知識的性質》（Stanford Michael.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18] 林培瑞〈吊燈裏的巨蟒〉《紐約書評雜誌》2002年4月11日（Perry Link,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1, 2002.）

[19] 卡斯頓‧荷茲〈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都被收買了嗎？〉《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4月（Carsten A. Holz, “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April 2007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 保羅-慕尼〈想得到簽證嗎？對中國好一點〉《國家》期刊，2008年6月21日（Paul Mooney “Want access? Go easy on China” June 21, 2008, The National.）

[21] http://www.china.org.cn/e-white/20011108/4.htm. Government White Paper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ibet’s Modernization.


譯者註：

[譯註1]這裏的英文原文，乃是Tibet Improvement Party，而不是Tibet Revolutionary Party，後者才應該是「圖博革命黨」，或「西藏革命黨」。高史坦的原文應是採用博伊的用法，而不是中文的意義。顯然這是國民黨的兩面手法，這個組織的中文乃是「革命」，然而，在博伊裏卻只是「改進」而已。

[譯註2]中譯本是「使西藏從現存的專制政府中解放出來」。

[譯註3]指1981年2月23日由陸軍上校安東尼歐‧鐵荷羅（Antonio Tejero）領導著武裝的兩百名國家憲兵，衝入西班牙國會的下議院，在國會議員選舉總理的期間，強行打斷其進程。然而當晚，國王璜‧卡洛斯一世上電視發表讉責的文告，第二天政變迅速平息。

[譯註4]十三世達賴喇嘛一個不太有名的侄子，據說來自母系家族，而不是有名的堯西朗頓家族。

[譯註5]此一細節與書裏寫的不同，根據高史坦的書，貢培拉被流放到工布澤拉崗地區，而流放到達波的是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

[譯註6]扎西次仁並非中國共產黨員，而是傾向共產黨主張的博巴。

[譯註7]平措汪傑先生由中國官方出版的有《辯證法新探》（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約80萬字〕、《月球存有液態》（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約20萬字〕、《自然辯證法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