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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09/04/22/searching-for-old-tibet/

尋找古老圖伯特

／嘉央諾布

大約一年以前，一個早上，我開車送我的兩個女兒（Namkha and Namtso）去學校，從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裏聽到薩爾曼‧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輕柔的聲音，他正在接受電台的專訪，談他的小說《小丑沙利瑪爾》（Shalimar the Clown），此書的背景設在喀什米爾。魯西迪的外祖父母，在那裏的山谷裏土生土長，而他與他的兄弟姐妹常常去那裏過暑假。魯西迪詳細描述該區景色之優美，並在訪談之中宣稱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事實上是將他所描寫的人間天堂的雛形，小說《失去的地平線》的香格里拉，設定於此喀什米爾山谷。當然，薩爾曼大人在這裏有點太過得意忘形了，因為任何讀過《失去的地平線》的人，都清楚知道，希爾頓書裏根本不是這樣說的。



位於喀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的蒙兀兒帝國所建的沙利瑪爾花園。


在文學成就上低於魯西迪幾階的，我們還有《現代西藏之誕生》的作者譚‧戈倫夫（Tom Grunfeld），他也認為圖伯特才不是希爾頓所構想的香格里拉原型。在一篇《圖伯特評論》期刊的舊文裏，他說希爾頓寫《失去的地平線》之時，他根本不是在說圖伯特，「‧‧‧顯然希爾頓原先構想的的模型，是在今日巴基斯坦北部的山谷之中。」[1]

這種文學「搬家主義」的唯一問題，是希爾頓本人在他的小說裏所設定的場景根本毫無曖晦之處，也容不下別種詮釋。這本書清楚地說，香格里拉的「喇嘛寺」是在圖伯特，而當地的人是博巴，說著博蓋，信仰藏傳佛教，一妻多夫，穿著羊皮袍子、犛牛皮靴，並且相信他們是「猴子的後代」。

希爾頓在他的書裏，也提供明確的地理座標，讓讀者有辦法將他的失樂園定址於一個相當明確的地點。在小說的一開頭，故事裏的歐洲人在從巴斯庫（喀布爾？）飛往白沙瓦的飛機上被挾持，男主角康威（Conway），試圖搞清楚他們要飛往何方。當同行的乘客詢問他，他回答：「不容易判斷，但大概是在圖伯特某地。」稍後，當飛機失事降落，康威作了更明確的估計。「他猜飛機已經遠遠飛越了喜馬拉雅的西部山峰，朝著鮮為人知的高山崑崙飛去。果真如此的話，他們現在應該已經到達地球表面最高聳、最荒涼的地方，圖伯特高原。」

書裏還有一兩個提到地理座標的地方，應該可以一舉平息這場爭論。故事進行到一半，香格里拉「喇嘛寺」的最高喇嘛給康威講了一個方濟各會的嘉布遣修士（Capuchin monk）的故事 ，這位修士從北京出發，往西南行，經過蘭州、庫庫淖爾（譯按：又稱青海湖）等地，數個月後，意外地來到藍月谷，也就是香格里拉的所在地。在故事的結尾，我們知道，康威從香格里拉逃出來以後，不知道怎麼回事，最後卻在中國的Chung Kiang （重慶?）一家醫院裏甦醒過來，而他極有可能是經由Tasien Fu，「一個位於世界盡頭，與圖伯特貿易茶葉的市集小鎮」而來到此處的。無疑地，作者事實上所指的，乃是打箭爐，或者達折多（也是圖伯特傳統的名字），位在中國與圖伯特邊界上大型的邊疆市鎮，以及主要的貿易市場。

現在，如果我們在心裏用圓規畫出三個大小相等的圓弧，第一個從崑崙山的南麓，第二個則是庫庫淖爾的西南，第三個則是達折多以西（或者從這三個點為圓心畫出三個圓圈），就會發現它們交會在羌塘南部，大概在傀偉的納木錯（湖）附近。即使再怎麼無心，三個圓圈的交匯處還是直接正中於圖伯特的中央。

對那些試圖把香格里拉搬遷到喀什米爾、巴基斯坦或其他地方的人，沒有什麼比起康威對他朋友所說的話更為明確的了，他請求他們不要再為他們身在何方而爭吵，而是認清楚現實狀況：「我們就是在圖伯特，再明白不過了。」



《失去的地平線》第一版（1933年）封面。


但最明白不過的且未能阻撓的是共產黨的幹部與中國的現代商業人士。在1990年代的中間，香格里拉熱席捲中國西南部，新聞說喜馬拉雅的烏托邦已經被真正找到了。一位納西（博蓋jangba）的音樂學者，宣科，說詹姆斯‧希爾頓乃是受到美國學者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在《國家地理雜誌》所寫的雲南西北部與麗江等文章所啟發而進行創作的。2002年（譯按：應為2001年12月）北京批准，雲南西北部的三個鄉（譯按：應為一個縣，即中旬縣）被正式重新命名為香格里拉縣，而其中最大的鎮中甸改名為香格里拉（譯按：其中最大的建塘鎮又被稱為香格里拉古鎮）。這整件事變現在已經變成一大商業買賣，不但有了香格里拉牌的香煙、肥皂、旅館、餐廳、迪斯可舞廳、旅行社、甚至還有整個香格里拉主題公園區。

宣科的理論的問題在於，《失落的地平線》出版之前，洛克在《國家地理雜誌》所寫的唯一一篇文章，是描寫四川省的兩個地方（木里與亞丁）。他從來沒有寫過中甸或雲南西北部的專文，而且只在他1947年出版的書《中國西南部的古代納西王國》(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 West China )裏，提到那些地方。資深的圖伯特旅遊指南作家，麥可‧巴克立（Michael Buckley）最近寫了一本《香格里拉：喜馬拉雅之夢的旅遊指南》（Shangri-La: A Travel Guide to the Himalayan Dream），以相當有趣、資料豐富的寫作方式，探討整個香格里拉現象：主角、地點、爭議等等 。

但不管怎樣，中甸（結塘）、木里（Mili）、雲南西北、四川西部，這些都是圖伯特區域。即使北京有再大重整真理的權力，也沒有辦法將希爾頓的夢中山谷搬移至遠離其基礎的圖伯特起源，而不整個滅掉他的烏托邦理想。

我知道一些博巴讀者對我浪費這麼多時間與精力，只為爭論圖伯特就是希爾頓的香格里拉，一定會感到惱怒。「就讓喀什米爾、巴基斯坦、北京去吵，如果他們要這麼做的話，」他們會說：「整件事情沒有好處，只讓人覺得討厭。」在某個層次上，我不能同意更多。只要印刷品、電影、或討論裏一出現有關於古老圖伯特美好或值得嚮往的事情，左派的知識份子或中國擁護者總是立刻跳出來，大聲抗議，說又是另一個香格里拉迷思強加在一群容易上當的西方觀眾身上，以遮掩圖伯特可怖歷史的真相。

2001年在北京的會議上，譚‧戈倫夫向東道主保證，這個特別應受譴責的騙局終於要在美國完蛋了。我在這裏一字不改地引用他的聲明，也是廣泛地在新華社、《人民日報》、工人世界黨（譯按：美國共產黨）與其他極左媒體喉舌裏一再炮製的。「達賴喇嘛將他在西藏的農奴統治描繪成香格里拉，造成西方對西藏的迷戀，不過是一時的流行，將會很快退潮，成為美國歷史上微不足道的事情。」[2]事實是，達賴喇嘛在他的談話裏、作品中，從來沒有一次把圖伯特描述成香格里拉，或者可能根本沒讀過希爾頓的書，而這些似乎都絲毫不能阻止戈倫夫或其他圖伯特批評者（米切爾‧帕蘭提、沙伯力等人）由此提出攻擊。

然而，你的國家被認為是所有烏托邦或失樂園的終極雛形之一，無可否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的女兒，Namkha這樣說，就在我向她解釋此事的來龍去脈時。而且這個雛形又變成這類題材的小說裏，最成功的一本書，據說也是開啟二十世紀平裝本革命的一本書，它的吸引力又再憑添許多魅力。難怪薩爾曼‧魯西迪說它就是他從小生長的喀什米爾，或者譚‧戈倫夫竭盡所能要把它從圖伯特那裏搶走，好轉移到巴基斯坦的頭上[3]，後者也是美國在全球所謂反抗伊斯蘭法西斯之戰中（或不管今日叫做什麼的）最堅定的盟友。但說到最後，不論博巴或他們的批評者是否贊成這個形象，事實是詹姆斯‧希爾頓清楚而明白地把他的香格里拉放在圖伯特，即使這看起來不是什麼重要的大事，也不是該輪到我們或任何人以這種或那種方法來改變它，以滿足自己的情緒、意識形態或者商業的目的。

而反省之下，這也許是我們不論什麼時候在討論古老圖伯特時，應該採取的正確的指導哲學。即使古老圖伯特有什麼微不足道、或令人尷尬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們都要感到很珍惜，而這種惜取往事的心情，足以讓我們對它採取非常忠實的態度。不管它究竟曾經如何，不論好壞都是我們集體歷史的一部份。而古老圖伯特不管有什麼好的（的確有很多美好的事），都是我們應該珍惜並且傳給我們的孩子的遺產。對我而言，那包括了故事與傳說－－即使是被其他人所寫的，有關於我們的故事。我們的先人的缺點，也必定要被承認，但不是以羞恥或否認之心，而是帶著同情、理解、幽默感、與最重要的，改革的決心。

而且，不論如何，憑什麼博巴對於他們的過去應該覺得抱歉，或當別人提起香格里拉時，覺得很不好意思？如果英國的劇場觀眾們可以欣賞莎士比亞所寫的超級怪物一樣的國王，《理查三世》這樣令人興奮的戲劇；如果美國人可以神化一個冷血的年輕殺手，威廉‧邦尼又稱比利小子(William Bonney a.k.a. Billy the kid)（以及一整群冷血嗜殺的西部英雄），那麼，為什麼博巴應該覺得良心不安？就因為香格里拉的神話，可以給我們的理想增加一點點推波助瀾之效嗎？

是一個英格蘭人為我們創造的這個神話，其實沒什麼關係。當明治日本努力想創造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抛棄了許多傳統的生活方式時，小泉八雲（原名Lafcadio Hearn (拉夫卡迪奧‧赫恩)）幾乎是單手就創造出封建日本的浪漫形象，不只西方讀者感到感激，連日本的後代子孫也一樣，他們現在甚至為他在海邊小城（島根縣）松江市設立了一座小博物館，以感恩的懷念之情紀念他的貢獻，而在學校的教科書裏，他神奇的「鬼怪」日本仍然繼續存在，栩栩如生。



1990年黑澤明導演的《夢》，裏面就有採用小泉八雲所記錄的《怪談》故事。


當北京對我們的歷史與國家認同發動了全面的攻擊之時，現在的博巴在所有這樣的議題上，採取一種「不徹退不投降」的位置是特別重要的。它始於今年稍早之時，中國宣布三月二十八日是一個新的國定假日，「農奴解放紀念日」，（本部落格網站上的）前三篇貼文由三位作者華倫‧史密斯、茨仁夏加、與艾略特‧史伯嶺作了高規格的檢驗。還有中國官方紀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週年」，是用遍及圖伯特的各種「文化」節目、宴會、遊行，以及在北京的展覽來慶祝的，展覽會場上還有中國女子穿著藍緞藏服，引導外國與中國遊客觀看「封建」圖伯特的各種恐怖故事。

所以，從現在起，如果有任何人問我（特別是憤青那類型或西方的「走狗」），圖伯特在達賴喇嘛的統治之下，是否真的是香格里拉，我將會非常誠實地回答，說古老的圖伯特確實有其缺點（而我大概是對過去與現代的圖伯特保守主義與領導人物，最大聲敢言的本土批評者了），但比較起中國佔領的圖伯特（超過一百萬人死亡，數千座寺院與建築物被摧毀，成千上萬公噸的神聖藝術品被劫掠，司法折磨與刑求，秘密警察，勞改營，告密者，等等，等等，等等），它絕對是香格里拉，但當然沒有書裏面寫的那種神奇不老的部份。然後我會提出各種事實、數據與有趣的軼事來支持我的論點。

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收集關於古老圖伯特社會與文明各個層面的各種資訊，打算寫作一系列的文章，我覺得這些事情都需要嚴密的評估與討論，不必像學者一樣通常必須顧慮北京的反應。題目裏當然有「封建主義」本身，以及圖伯特是否符合封建社會的嚴格定義，以及其他相關的題目如「稅賦與土地擁有」、「法律與懲罰」等等。我也想要寫有關於古老圖伯特的兒童教育（非寺院）、女人在社會裏的地位、「全國性」的醫療系統（或其之闕如），傳統的環保意識，等等。幾年前，我寫了一篇分成五個部份的長文，有關於傳統圖伯特社會與語言之現代化，而我會再繼續擴充，並且最後希望匯集成一本書。

而這些有關於古老圖伯特的文章的第一篇，我希望能在一兩個星期內推出，目前暫時命名為「古老圖伯特的刑罰」。我想這樣的研究，其時機是很恰當的，特別在北京已經重申它老掉牙的奴隸制度、殘酷刑罰、毒蠍地牢等等指控，並且在北京的西藏展覽場上展出照片與相關的「發現品」（在80年代與90年代時，它很方便地忘卻了這些事，好懇求達賴喇嘛與流亡博巴接受北京在圖伯特的統治）。我很清楚，幾篇文章是不會損及中國宣傳機器一根毫毛的（拉薩的黨委書記曾經說我的文章是「蚍蜉撼磐石」），但這些文章是為了我自己，我自己個人的志趣而寫，我將會一勞永逸地把其中的是非曲直說個分明。



註釋：

[1].譚‧戈倫夫，「圖伯特歷史：一個有點不同的方向」《圖伯特評論》1981年6月。 A. Tom Grunfeld, “Tibetan History: A Somewhat Different Approach” Tibetan Review, June 1981.

[2]. 工人世界，2003年10月2日，Workers World, October 2, 2003 workers.org/ww/2003/edit1002.php

[3]. 事實上，北巴基斯坦的這個說法會產生，是因為希爾頓曾經在前往印度的途中，拜訪亨札（Hunza）地區。但他當時也去了喜馬拉雅的其他地方，包括大吉嶺地區，而他在小說裏面也間接提到。亦有人說加利福尼亞州的北邊三一郡（Trinity County）的偏僻小鎮威弗維爾（Weaverville）就是他的靈感來源，但這是對希爾頓1941年接受採訪時說的話的誤解，他當時說，威弗維爾讓他想起了香格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