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9日
嘉央諾布:等待民主(上)
Waiting for Mangtso
嘉央諾布:等待民主
2009年9月9日
導言/米那娃之梟
博巴(藏人)作家嘉央諾布所寫的〈等待民主〉,9月9月甫發表,一個月之後,部份內容就被歪曲、張冠李戴地出現在中國西藏網站上,標題為「“藏獨”網站的長文無情地戳破達賴的“民主神話””」,大作文章說達賴喇嘛所講的民主根本是「政教合一」、「僧有、僧治、僧享」的「政治怪胎」。
專制政府對於其壓迫對象,慣常輸出被壓迫者是野蠻、落後而沒有文明的群體。而以帶來經濟建設與所謂文明做為合理化其佔領與摧毀被壓迫者家園與記憶的理由。並且,以被壓迫者程度或文明狀況不佳,抗拒世人要求還給被壓迫者自主地位與生而俱來的神聖不可侵犯權利。一個壓制人民自由與基本價值權利的政權,自己尚且未能讓其人民實現自由民主等基本政治權利,卻評價聲稱他人沒有資格「民主」,本來就是個笑話,但積非成是之後,該國被治之人民竟也隨同附和,本就是令人發噱的笑話,但也呈現無限的悲哀。不能自己獨立思考,竟一至於斯!
而民主最重要的一項評判基礎,在於是否是得以接受異見而為議論。並做為公共議題在理性與尊重的氣氛下進行交流。民主社會的公共議題辯論,總是聚訟於庭,多元紛呈而無所禁忌。相較於極權專制國家的眾口齊一,狂熱但無思考與想像,形成強大的差距。而敢於直指核心,甚至挑戰最高層的批判與質疑,就是與小罵大幫忙式的犬儒做作但實際上服侍極權政府心態的最大差別。這樣的差別是屬於本質性的差異,是眾聲喧嘩的民主與一言堂專制之間的差別,也是本於真實追求的多元,與服膺謊言的單一的差別。
本篇文章迥異於中國政府與鷹犬長期的宣稱與型構的想像,圖伯特流亡政府與博巴的文明與對於民主自由的成熟遠遠超過中國專制集權的設限與理解。他們並不像中宣部一樣,僅僅敢於謳歌領袖與辱罵異見者。而是敢於思考與提出最直白與最徹底的反思與質疑。這樣的成熟,是公民社會,是自由社會才會有的活潑與率真的語言。也是言必稱「感謝政府,感謝黨」的習於三呼萬歲的奴婢鷹犬所絕對說不出也想像不到的。這篇文字的傳播,是有力證明,實際上圖伯特的文明與成熟遠遠超過專制的中國。而唯有對於權利與自由民主價值失明與醉心於服從壓迫強權者,才會以見獵心喜與斷章取義心態,當作是拿來打擊藏人的素材。我們刊出這篇文字的積極意義便是,讓所有人瞭解,這樣直白卻不必憂懼迫害的文字,唯有在自由民主的文明社會會被接納、審視。從而也自證對於西藏是落後與封建的指控,不過是壓迫者的矯飾與扭曲惡意言詞而已!
翻譯/台灣懸鉤子
圖伯特流亡政治的真實情況
一個多月前,我待在(達蘭薩拉的)梅洛甘濟那爛陀花園的老平房子裏,我開始琢磨這篇文章。特別是這次到印度來,我特別有感於2011年噶倫赤巴的選舉,以及關於內閣總理桑東仁波切辭職的「二十個問題」等議題,已經成為每個對話的主題,不只是博巴而已,還有印度與西方的友人,即使少數那幾位似乎總是待在梅洛甘濟的記者,也很熱衷。
在我離開印度的前一個禮拜左右,我在自由亞洲電台上作了一些揣測,說總理辦公室與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處之間可能有齟齬。去年我在達蘭薩拉參加「特別大會」時,有人告訴我,仁波切對於他在達賴喇嘛個人的事務上沒有影響力,愈來愈感到挫折。有一次,有人告訴我,仁波切想要仔細檢查達賴喇嘛的出訪行程,但是秘書處的官員認為仁波切這樣做的話,就是「逆君」的行為。當然,這是從(美國)田納西鄉下發出的猜想,沒有第一手資訊可以證實,我這樣跟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記者噶瑪‧加康(Karma Zurkhang)承認。
這一次我在甘濟,雖然得到了半官方解釋,也沒有讓我對此事有更多瞭解,至少在訊息方面如此。仁波切對圖伯特流亡政府的官員與公務員發表了演講,解釋了他辭職的原因。他透露他從青少年時代就有抑鬱症(sog-lung),但在流亡的時候,這個心理疾病暫時好了。仁波切現在覺得抑鬱症的癥狀又再度出現了,而這讓他很難留在辦公室裏繼續工作。
現任的噶倫赤巴(內閣總理)桑東仁波切。
圖伯特國會的前發言人,噶瑪群培啦(Karma Chophel la),明顯地突破了官僚一向不敢倡所欲言的傳統,對仁波切辭職的決定提出了一個相當直接了當的解釋。在一個電台採訪中,這位前發言人宣稱,仁波切別無選擇,只能辭職,因為他的主要政策徹底地失敗了,包括他在提倡中間道路與跟中國談判時所扮演的角色。他的這個分析,由前一任噶倫赤巴索朗多傑啦(Sonam Topgyal la)所支持,他也在同一個廣播節目中接受採訪。
在達蘭薩拉,我也得知,支持桑東仁波切的人正在呼籲修改《流亡章程》,廢除兩任任期的限制,使仁波切可以繼續擔任第三任(或甚至第四任或第五任)。一位相當瞭解內情的熟人告訴我,他懷疑仁波切的辭職,也許就是一種提出修正案的技倆。因為這樣的發展,會讓仁波切有辦法在他人還在位時,就開始第三次連任的選戰,擁有打敗未來競爭者的優勢。為了公平起見,我也必須指出,仁波切本人公開說,他反對為了此目的而修改《流亡章程》。
雖然我對桑東仁波切有過幾次批評,但我想這一次,我們應該相信他的話,而不是去假設他的辭職是一種政治技倆。在這一點上,我可能錯了,但我懷疑桑東仁波切可能經歷過頓悟的過程:他終於瞭解了流亡政治民主過程本身的一些根本的限制。六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個達蘭薩拉的小組討論中(這是由「九十三」、「圖伯特婦女協會」、「自由西藏學聯」所舉辦的會議),仁波切承認,噶倫赤巴沒有依照尋常方式運作的自由(仁波切以「自由式」來形容它),而是必須在一個架構之中工作,而在此架構之中,除了其他機構的存在(這一點在整個討論過程之中一再被強調),達賴喇嘛的願望是絕對、又無可置疑地最重要的。在回答觀眾詢問有關於總理的優先責任時,仁波切非常清楚地回答,噶倫赤巴的職責裏很重要的是,「必須預期達賴喇嘛尚未說出來的想法,而將自己的努力導向這些想法的實踐」。
而這樣的說法,也就是,噶倫赤巴在圖伯特流亡政府所擔任的角色,並不是像印度與英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的總理、首相一樣(他們事實上必須自行擬定國家的政策),而比較像是民主改革前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體制裏,「君王的第一大臣」之職。他所說的,噶倫赤巴必須預期尊者的想法的說法,事實上比較類似東方腐敗朝廷裏大宦官的奉承與迎合,而不像是一個民主選出來的領袖自由而坦誠的自我表達。
從他之前的聲明來看,這絕對不是仁波切以前的看法。在他的第一任時,他強烈地表達出圖伯特民主制度是貨真價實又具有重大意義的,並且對他的辦公室可以在圖伯特流亡社區管理扮演的民主角色相當熱忱。而達賴喇嘛與他的內閣總理之間,對於尊者最高的政策目標,中間道路之定義與實踐方法,沒有根本上或重大的分歧。事實上,桑東仁波切本人始終如一地忠於中間道路,甚至變成中間道路的理論家與思想家--常針對此問題寫作文章,發表演講。
仁波切也實施了一些他自己的政策,亦即把所有圖伯特政府的國營事業(不論是否獲利)都私有化了,並讓在定居點的農民採行有機農業法(造成損失,也在農民社區之間引起衝突),並且將甘濟的公務員都感化成素食主義者。在圖伯特歷史上,內閣總理傳統上就在次要的政策上,一直都有一定自行發揮的空間。當然,假如桑東仁波切對基本的政策方向,如中間道路,表達出任何不看好的態度,無疑他的政治生涯早就會完結了。圖伯特流亡政府的總理一職,即使是經由類似選舉的機制選出而擔任的,最首要也最優先的,就是實施達賴喇嘛的政策與實踐他的希望,如同桑東仁波切最後終於承認的一樣。
這一切都非常傳統,也非常正常(即使是奉承與迎合的部份)--只要我們不堅持稱這個系統為民主制度。就是在我們稱它為民主制度時,就是我們誤信了我們自己的宣傳時,各種誤解與困惑才緊接而來。
幾個月以前,加拿大圖伯特委員會的圖登桑珠,也是達賴喇嘛駐倫敦的新任代表,架設了一個網站,「以利下一任噶倫赤巴的提名」。他對於沒什麼人有興趣毛遂自薦、或提名新的候選人,感到極度的失望。他在故鄉網(Phayul.com)貼了一篇文章:〈已到說話落實行動的時機〉,文中表達了他的挫折,也提出了他對目前西藏政治系統的解讀。「在我們西藏的歷史裡,這是我們第一次有尊重個人的自由和人權的議會制度和普世民主架構‧‧‧如今流亡的西藏人民有珍貴的機會來更直接地參與民主:在西藏人民中選出最合適的人選擔任代表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權利的噶廈總理。。」
我也在其他幾個不同的網站上見到博巴表達願望,說希望一個深具改變性的領袖如巴拉克‧奧巴瑪,或至少誠實有才幹的總理,如曼莫漢‧辛(Manmohan Singh)一類的人能當選新的噶倫赤巴,讓我們的政治系統因此可以得到徹底的變革。在網路上的一個討論裏,有人發表了一個願望,希望一個「讓贊」的候選人當局,可以改變目前流亡政府的政策,並且為我們的自由奮鬥帶來新的方向。我不希望在這些希望與意見上澆冷水,因為他們也許都是出於好意。然而,他們太過天真、也判斷錯誤了,居然會假設我們的政治系統是一個民主系統,若是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系統裏,被選出來的總理會擁有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可以對我們的政治體制作出根本的變革。
我們的系統,與尼泊爾國王馬欣扎(King Mahendra)在1962年所架構的「無政黨」的潘查亞特(Panchayat)系統至為類似。馬欣扎宣布,「潘查亞特民主制度」比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更接近尼泊爾的傳統與文化。尼泊爾國會(稱之為Rashtriya Panchayat, 意義為「全國會議」)因此而舉行了選舉。1980年在百仁扎國王(King Birendra)的統治下,即使總理一職都是由尼泊爾國會所選出。雖然如此,尼泊爾還是一個君主政體,真正的政治權力由國王與皇室的支持者所掌握。只有到了1991年,尼泊爾全國各地舉行了多黨派的國會選舉,尼泊爾才真正可以自稱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尼泊爾的潘查亞特(人民議會)制度。
即使那些對圖伯特政治系統遲滯、沒有效率相當了解的人,也常常懷抱著希望,認為選出一個有作為的政治領袖,就會帶來政治方向的重大改變。這樣的希望為什麼不切實際,有好幾個理由。即使真的有這樣一位內閣總理被選出來,他也要面對一個在制度上不需要跟他一起合作的國會。他也許有辦法領導噶廈,因為內閣部長都是由他提名,但他們的任命都需經過達賴喇嘛與國會的認可。當然接下來,他最後也最不令人欽羨的工作,那就是必須通知尊者他的中間道路政策失敗了,必須開始一個新的行動方案。
還有一個最後也最難對付的事實,也是一個沒有在任何公開討論裏提起過,甚至沒有被承認存在過的事實--那就是在流亡世界裏,除了達賴喇嘛、噶廈與國會之外,還有另一個政治權力的中心存在。我們的「無政黨」民主制度,並不是真正無政黨。事實上,在許多非民主國家,只要有人聲稱是採行「無政黨」的系統,他們從未提起的,是代表著既存現狀的政黨,也就是總是存在陰影裏的當權政治勢力。在圖伯特流亡世界的例子裏,這個隱形的政黨,並非單一的政黨,而比較類似於一個包含各種組織的鬆散連盟。然而這個連盟還是代表了一個自從流亡歷史開始以來,一直有能力掌控選舉過程的政治機制,除此之外還確保了流亡大眾對於尊者與第一家庭(堯西家庭,指歷代達賴喇嘛的家人)的絕對忠誠。
這些組織的連盟,我下文稱之為右翼宗教連盟,在過去也許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三省團結連盟」(Cholsum Chigdril Tsokpa),這是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所創辦的。它創辦時的成員大體上都是低階的僧官。這個組織被嘉樂頓珠有效地利用來對付早期流亡政府中的高階官員,他們大部份都是貴族,幾乎所有的人都因此而辭職了。而這個組織的架構,也許是受到嘉樂頓珠學生時代在國民黨主政下的中國唸書之影響,其架構有點國民黨的味道:要求對領袖的絕對效忠,就是其成員的首要義務。
圖伯特流亡國會(那時候稱之為「圖伯特人民代表委員會」)的第一次選舉,是在1960年舉行的,選舉的原則是根據省區的界線。除了三省團結連盟之外,其他聲稱代表三個省份的組織,在接下來的年份裏紛紛冒出:U-Tsang Tsokpa (衛藏)、Domey Tsokpa (安多)、Dotoe Tsokpa (康)。這些組織自稱為西藏三個不同省份的唯一代表,然而以最樂觀的角度來看,也是相當可疑的說法。即使在流亡社會裏,這些組織的說法也被外圍的團體所挑戰,而且在他們內部,也存在著分歧與內鬥。這些組織的領袖選舉過程以及財務都不怎麼透明。在流亡社區唯一真正民主的機構,圖伯特青年議會成立後,此連盟的各種組成團體,開始採用國會的語彚以及組織架構,然而他們仍然維持著不民主與反動的本質。
對這個連盟,我將不會在此多作描述。我們確實需要一部流亡政治的完整歷史。這些組織的起源來歷都相當混濁不明確,它們的歷史也相當複雜,常常讓人感到難以理解。然而在此應該再度強調的是,這個由各色組織所組成的連盟,並不是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單一鐵板一樣的架構,其內部有相當混亂的差異與分歧,而且事實上,流亡社會的大部份重大危機,都是因為這個右翼宗教連盟內部產生的決裂與衝突所導致的,而且至少有一兩個衝突導致了致命的後果。
過去,這個右翼宗教連盟的攻擊目標,最初是導向那些被認為反對嘉樂頓珠的人:比方說,我先前提到了在早期流亡政府裏面服務的貴族部長們與秘書,但還有一些人是康巴的領袖,如芒康朵桑(Markham Thosam)、瑪囊阿波(Manang Abo) ,以及其他被認為質疑或者批評嘉樂頓珠、或支持他在政府中的敵人的人。瑪囊阿波曾經參與59年的起義,也是當時的領袖之一,然而這些事實並沒有讓他免於被貼上叛徒的標籤。這個連盟也成攻地關閉了一個前西藏駐南京的代表(國民黨時代),圖登桑波(Thupten Sangpo,(a.k.a. Tsatora Khenchung)所設立、還在襁褓期的政黨。另外一個在印度戴爾豪斯(Dalhousie)所草創,稱之為「社會黨」的,也是才起頭就被迫關門大吉了。很有可能是因為達賴喇嘛在六零年代早期,公布了圖伯特應該成為民主憲政的國家,才促成了這些民主參政曇花一現般的努力。
後來的攻擊(往往是肢體的、暴力的),則是針對任何一位被認為似乎批評了達賴喇嘛、佛教或嘉樂頓珠的博巴知識份子。已故教授達瓦諾布,因為曾在《圖伯特評論》裏寫了一篇社論,就被威脅以暴力,而圖伯特青年議會的雜誌《讓贊》的編輯,噶瑪‧加康( Karma Zurkhang),因為出版了一封讀者來信,就被視為對尊者不敬。還有一個經過良好組織、數量可觀的恐嚇信運動,則是針對一位人在日本的西藏學者,白館戒雲(Tsultrim Kalsang Khangkar),這位學者據說曾經在他的作品中攻擊了尊者--但他一直否認他曾經做過這樣的事。阿樂群則,這位五零年代曾經領導反抗中國人的「人民議會」(米曼仲都)領袖,也曾在達蘭薩拉受到群眾的攻擊,還遭到類似文化大革命方式的羞辱,被人在他臉上塗墨水與口水。他的女兒,是一位政府的官員,也曾短暫被挾持。
圖伯特婦女協會有一陣子也曾經是這個連盟報復行動中的主要參與者,但這個組織現在已經令人滿意地,變成一個有建設性的社會運動與爭取自由運動,也致力於讓圖伯特婦女更能夠自力自強。
親政府的博巴,往往傾向輕描淡寫這樣的事件,認為它們不過是不幸又自發的事件,來自於未受教育的圖伯特民眾對達賴喇嘛太過忠心的結果。這樣的觀點,從表面上看起來,並不是完全錯誤,然而只要稍稍調查這些事件的始末,就可以清楚瞭解它們背後的政治動機與導向。不幸的是,尊者本人從來沒有一次譴責過這些以他為名義所施行的暴力恐嚇行為,而也許也因為這樣,無意中為這些忠誠的支持者提供了一個繼續耍流氓的動機。
過去曾有一位來自安多的學者,白瑪奔(Pema Bhum),寫了一篇以圖伯特文學為主題的學術文章,結果被批評為反佛教,造成他被宣布了一個類似於伊斯蘭教令(fatwa)之類的追殺令。三省團結連盟的主席,還提供二十萬盧比的懸賞給願意謀殺這位學者的人,他甚至還在接受政治期刊Dasar記者採訪時,再次重述了這份懸賞。白瑪奔是阿尼瑪卿研究所的主任,跟扎西茨仁、拉桑茨仁與我是同事。
阿尼瑪卿研究所網頁圖案。
在阿尼瑪卿,我們曾經辦了一份報紙《民主》(Mangtso),試圖以開放與誠實的寫作風格來報導西藏的政治。我們的員工以及一些在街頭販賣報紙的年輕小夥子,常常受到欺負與威脅。編輯經常性地收到死亡威脅,而幫派與暴民常常跑來我們的辦公室,嚇壞我們的接待小姐,騷擾其他的每個人。所有的這些事件,顯然都是有組織的,也是由這個右翼宗教連盟所發起的,目的在讓我們的報紙關門。
就在我們刊出了一篇社論之後,情況從糟糕變得更糟糕。這篇社論譴責這個連盟的陰險手段,當時它試圖正式並且完全控制所有國會選舉的候選人之選擇過程。它說它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動作,理由是為了保證不會有任何不忠心的人或中國間諜潛入,成為候選人。我們想辦法阻止了這個政治動作,但此右翼宗教連盟即使不使用任何中共或北韓的黑箱選舉手段,都還是有辦法壟斷選舉過程。
因為流亡藏人只能用他們所出身的省份作為投票的基礎,再加上受官方許可與支持的各式省級機構聲稱,他們可以完全代表每一位來自該省的人,選舉的過程以及選舉的結果都受到極大的控制。這個系統對年輕人與生在流亡地的人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跟那些省級組織少有關係,也沒有什麼連繫。更進一步,許多生在流亡地的年輕藏人,父母親常常來自不同的省份,如兌巴/康巴(Toepa/Khampa)、 安多娃/拉薩娃(Amdowa/Lhasawa ),所以往往發現加入這些組織問題多多。我們也應該記住,所有的僧人在這些選舉裏,都擁有兩張選票,讓右翼宗教連盟獲得極大的優勢。
右翼宗教連盟在讓贊或人權運動裏,從來不怎麼有活力。他們大體上把奮鬥的目標,放在透過國會議員(以及後來的噶倫赤巴)選舉、放在透過公開而膚淺對達賴喇嘛、有時候則是嘉樂頓珠表達忠誠,以維持他們的政治權力。許多右翼宗教的領袖都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就是他們都有打麻將的習慣。
我還可以只回憶一次運動,1995年的和平步行到圖伯特的運動,就是由這個右翼宗教連盟所組織的。他們從群眾那裏募得了大量的金錢(大約八百萬盧比),但就在步行開始沒多久,他們就宣布和平步行的終點(本來是圖伯特)現在改成德里。走到德里的半途,在安巴拉(Ambala),步行的領袖就強迫每個人登上巴士,說他們現在必須去新德里覲見達賴喇嘛(當時他剛從國外返回印度)。
事實上,去年由圖伯特青年議會、自由西藏學聯、圖伯特婦女協會與其他團體,發起種種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運動,都被這些右翼宗教人士所譴責,說這樣造成流亡政府與中國談判失敗,還讓尊者不高興。即使數次反對北京奧運與火炬接力的運動,都遭到此連盟的譴責,所它們故意挑釁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為敵。
這個右翼宗教連盟,現在成為圖伯特社會裏推動中間道路政策的主要勢力。一個特別成立的次級組織,「博巴中間道路運動」,似乎是幾年前成立的,辦了幾個「工作坊」與會議,以教育博巴中間道路政策。他們也採行比較不和平的方法,來對付任何質疑中間道路的人。
例如,圖伯特國會的發言人,噶瑪群培,曾經企圖在國會提出檢討中間道路的提案。他立刻面臨來自國會裏的強烈反對,以及來自該連盟的強力反對,他們呼籲他下台,甚至呼籲對他進行暴力攻擊。他不得不撤回他的決議案。
最近,一位來自安多的知識份子,魯噶嘉木(Lugar Jam)在梅洛甘濟發表了一場公開演講,分析中間道路方法的失敗,以及這場大災難中嘉樂頓珠扮演的角色。他本來是流亡政府的一個研究機構的分析師,他立刻被開除,而自此以後,常常受到古老方式的騷擾與威脅。最近,安多省的組織發起了一個將他解除安多籍的過程,可能意圖褫奪他的投票權。
事實上不需要太有洞察力,就可以明白沒有一位單一的人物,即使處於內閣總理的高位,有能力改變我們目前的方向。特別是圖伯特國會本身曾經無異議地通過了一個支持贊美中間道路的決議案,說它就是圖伯特問題的唯一指導原則以及主要的政策方向。目前的國會發言人,邊巴茨仁(Penpa Tsering),在六月二十一日達蘭薩拉的公開討論裏(他跟桑東仁波切屬同一個小組的討論人)說得非常清楚,只有支持中間道路的人,才有可能擔任噶倫赤巴的職務。邊巴茨仁的確也說了,一個讓贊的支持者可以試著出來角逐提名,但(他又自鳴得意地笑著說)這個候選人將會是浪費時間。
我不是說,即使是在目前的政治系統下,選出一位誠實有能力的噶倫赤巴不會對事情的進步有小小的幫助。當然會有幫助。但這個改進將只會發生在不會擾亂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之領域裏發生。任何覺得目前流亡政府令人絕望、甚至有自殺傾向的談判政策,將會因為一位讓贊候選人得到提名就會改變]的讓贊的支持者與運動者,應該修正他們的想法。
有時候似乎連尊者本人都受到這個理論上應該服務他的系統所阻礙。去年,在圖伯特境內偉大起義後、中國殘暴的鎮壓、與北京談判悲慘又羞辱地結束之後,達賴喇嘛公開表達對中國領袖失去信心,因此召開了十一月的特別大會,明顯是為了尋找圖伯特政治的新方向。但當時,忠誠派的政治機器又被上緊了發條。各種假民調與統計數字,一連串有特定目的群眾集會所作出的忠誠決議案,被大量生產出來,以給尊者一種圖伯特民眾熱烈地、幾近一致地支持他的中間道路政策、絕對不會對他失去信心、絕對不會質疑他本人的決定的印象。
有時候,該連盟還會以一種極為失控、只能描述為不敬、甚至冒犯了尊者作為圖伯特國家元首的至高地位的方式來實踐他們的忠誠狂熱。在1966年左右,邦達揚培的女兒來到達蘭薩拉求見尊者。之前,邦達倉曾是堯西家族的密友,尊者的母親(Gyalyum Chenmo)甚至常常住在邦達倉在噶倫堡的房子裏。但是,後來邦達倉與嘉樂頓珠失和,結果他變成謠言誹謗的箭靶。難以理解地,這位當時圖伯特唯一的百萬富翁,突然離開印度,前往中國,使自己遭到更多指控。當他結了婚的女兒旺姆,在即將前往美國的前夕,為了自己而求見達賴喇嘛時,得到了達賴喇嘛的主任秘書,袞噶塔拉(Kungo T.C. Tara)的同意。該連盟風聞了此事,不久後一群大喊大叫的群眾就聚集在達賴喇嘛位在史瓦格阿夏蘭姆(Swarg Ashram)的舊宮殿前,大叫著(就在尊者可以聽到的範圍內),說要把袞噶塔拉強拉出他的辦公室。一個含著眼淚的袞噶塔拉只好到非常不高興的達賴喇嘛跟前,提出辭呈。
這個右翼宗教連盟有時候讓我想起《2001太空漫遊》電影裏那部精神分裂的HAL電腦,由於對於它的任務有畸形的忠誠感,使它無法瞭解它的行動正在摧毀它理應保護的太空艦成員。
所以這就是事情目前的樣貌。雖然這整件事聽起來十分令人沮喪,我還是相信,我們的流亡社會可以有一個會真正帶來有效民主統治的方式。這個方式會比投票選出一個善良的噶倫赤巴、然後靜靜地祈禱一切都會好轉,還更複雜、更費力。我們必須致力於一個卓越又長遠的目標--亦即一場民主革命。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成功。至於應該如何進行,我有一些想法,將會在不遠的未來貼在這個網站上。
圖伯特流亡政治的真實情況
一個多月前,我待在(達蘭薩拉的)梅洛甘濟那爛陀花園的老平房子裏,我開始琢磨這篇文章。特別是這次到印度來,我特別有感於2011年噶倫赤巴的選舉,以及關於內閣總理桑東仁波切辭職的「二十個問題」等議題,已經成為每個對話的主題,不只是博巴而已,還有印度與西方的友人,即使少數那幾位似乎總是待在梅洛甘濟的記者,也很熱衷。
在我離開印度的前一個禮拜左右,我在自由亞洲電台上作了一些揣測,說總理辦公室與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處之間可能有齟齬。去年我在達蘭薩拉參加「特別大會」時,有人告訴我,仁波切對於他在達賴喇嘛個人的事務上沒有影響力,愈來愈感到挫折。有一次,有人告訴我,仁波切想要仔細檢查達賴喇嘛的出訪行程,但是秘書處的官員認為仁波切這樣做的話,就是「逆君」的行為。當然,這是從(美國)田納西鄉下發出的猜想,沒有第一手資訊可以證實,我這樣跟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記者噶瑪‧加康(Karma Zurkhang)承認。
這一次我在甘濟,雖然得到了半官方解釋,也沒有讓我對此事有更多瞭解,至少在訊息方面如此。仁波切對圖伯特流亡政府的官員與公務員發表了演講,解釋了他辭職的原因。他透露他從青少年時代就有抑鬱症(sog-lung),但在流亡的時候,這個心理疾病暫時好了。仁波切現在覺得抑鬱症的癥狀又再度出現了,而這讓他很難留在辦公室裏繼續工作。
現任的噶倫赤巴(內閣總理)桑東仁波切。
圖伯特國會的前發言人,噶瑪群培啦(Karma Chophel la),明顯地突破了官僚一向不敢倡所欲言的傳統,對仁波切辭職的決定提出了一個相當直接了當的解釋。在一個電台採訪中,這位前發言人宣稱,仁波切別無選擇,只能辭職,因為他的主要政策徹底地失敗了,包括他在提倡中間道路與跟中國談判時所扮演的角色。他的這個分析,由前一任噶倫赤巴索朗多傑啦(Sonam Topgyal la)所支持,他也在同一個廣播節目中接受採訪。
在達蘭薩拉,我也得知,支持桑東仁波切的人正在呼籲修改《流亡章程》,廢除兩任任期的限制,使仁波切可以繼續擔任第三任(或甚至第四任或第五任)。一位相當瞭解內情的熟人告訴我,他懷疑仁波切的辭職,也許就是一種提出修正案的技倆。因為這樣的發展,會讓仁波切有辦法在他人還在位時,就開始第三次連任的選戰,擁有打敗未來競爭者的優勢。為了公平起見,我也必須指出,仁波切本人公開說,他反對為了此目的而修改《流亡章程》。
雖然我對桑東仁波切有過幾次批評,但我想這一次,我們應該相信他的話,而不是去假設他的辭職是一種政治技倆。在這一點上,我可能錯了,但我懷疑桑東仁波切可能經歷過頓悟的過程:他終於瞭解了流亡政治民主過程本身的一些根本的限制。六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個達蘭薩拉的小組討論中(這是由「九十三」、「圖伯特婦女協會」、「自由西藏學聯」所舉辦的會議),仁波切承認,噶倫赤巴沒有依照尋常方式運作的自由(仁波切以「自由式」來形容它),而是必須在一個架構之中工作,而在此架構之中,除了其他機構的存在(這一點在整個討論過程之中一再被強調),達賴喇嘛的願望是絕對、又無可置疑地最重要的。在回答觀眾詢問有關於總理的優先責任時,仁波切非常清楚地回答,噶倫赤巴的職責裏很重要的是,「必須預期達賴喇嘛尚未說出來的想法,而將自己的努力導向這些想法的實踐」。
而這樣的說法,也就是,噶倫赤巴在圖伯特流亡政府所擔任的角色,並不是像印度與英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的總理、首相一樣(他們事實上必須自行擬定國家的政策),而比較像是民主改革前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體制裏,「君王的第一大臣」之職。他所說的,噶倫赤巴必須預期尊者的想法的說法,事實上比較類似東方腐敗朝廷裏大宦官的奉承與迎合,而不像是一個民主選出來的領袖自由而坦誠的自我表達。
從他之前的聲明來看,這絕對不是仁波切以前的看法。在他的第一任時,他強烈地表達出圖伯特民主制度是貨真價實又具有重大意義的,並且對他的辦公室可以在圖伯特流亡社區管理扮演的民主角色相當熱忱。而達賴喇嘛與他的內閣總理之間,對於尊者最高的政策目標,中間道路之定義與實踐方法,沒有根本上或重大的分歧。事實上,桑東仁波切本人始終如一地忠於中間道路,甚至變成中間道路的理論家與思想家--常針對此問題寫作文章,發表演講。
仁波切也實施了一些他自己的政策,亦即把所有圖伯特政府的國營事業(不論是否獲利)都私有化了,並讓在定居點的農民採行有機農業法(造成損失,也在農民社區之間引起衝突),並且將甘濟的公務員都感化成素食主義者。在圖伯特歷史上,內閣總理傳統上就在次要的政策上,一直都有一定自行發揮的空間。當然,假如桑東仁波切對基本的政策方向,如中間道路,表達出任何不看好的態度,無疑他的政治生涯早就會完結了。圖伯特流亡政府的總理一職,即使是經由類似選舉的機制選出而擔任的,最首要也最優先的,就是實施達賴喇嘛的政策與實踐他的希望,如同桑東仁波切最後終於承認的一樣。
這一切都非常傳統,也非常正常(即使是奉承與迎合的部份)--只要我們不堅持稱這個系統為民主制度。就是在我們稱它為民主制度時,就是我們誤信了我們自己的宣傳時,各種誤解與困惑才緊接而來。
幾個月以前,加拿大圖伯特委員會的圖登桑珠,也是達賴喇嘛駐倫敦的新任代表,架設了一個網站,「以利下一任噶倫赤巴的提名」。他對於沒什麼人有興趣毛遂自薦、或提名新的候選人,感到極度的失望。他在故鄉網(Phayul.com)貼了一篇文章:〈已到說話落實行動的時機〉,文中表達了他的挫折,也提出了他對目前西藏政治系統的解讀。「在我們西藏的歷史裡,這是我們第一次有尊重個人的自由和人權的議會制度和普世民主架構‧‧‧如今流亡的西藏人民有珍貴的機會來更直接地參與民主:在西藏人民中選出最合適的人選擔任代表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權利的噶廈總理。。」
我也在其他幾個不同的網站上見到博巴表達願望,說希望一個深具改變性的領袖如巴拉克‧奧巴瑪,或至少誠實有才幹的總理,如曼莫漢‧辛(Manmohan Singh)一類的人能當選新的噶倫赤巴,讓我們的政治系統因此可以得到徹底的變革。在網路上的一個討論裏,有人發表了一個願望,希望一個「讓贊」的候選人當局,可以改變目前流亡政府的政策,並且為我們的自由奮鬥帶來新的方向。我不希望在這些希望與意見上澆冷水,因為他們也許都是出於好意。然而,他們太過天真、也判斷錯誤了,居然會假設我們的政治系統是一個民主系統,若是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系統裏,被選出來的總理會擁有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可以對我們的政治體制作出根本的變革。
我們的系統,與尼泊爾國王馬欣扎(King Mahendra)在1962年所架構的「無政黨」的潘查亞特(Panchayat)系統至為類似。馬欣扎宣布,「潘查亞特民主制度」比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更接近尼泊爾的傳統與文化。尼泊爾國會(稱之為Rashtriya Panchayat, 意義為「全國會議」)因此而舉行了選舉。1980年在百仁扎國王(King Birendra)的統治下,即使總理一職都是由尼泊爾國會所選出。雖然如此,尼泊爾還是一個君主政體,真正的政治權力由國王與皇室的支持者所掌握。只有到了1991年,尼泊爾全國各地舉行了多黨派的國會選舉,尼泊爾才真正可以自稱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尼泊爾的潘查亞特(人民議會)制度。
即使那些對圖伯特政治系統遲滯、沒有效率相當了解的人,也常常懷抱著希望,認為選出一個有作為的政治領袖,就會帶來政治方向的重大改變。這樣的希望為什麼不切實際,有好幾個理由。即使真的有這樣一位內閣總理被選出來,他也要面對一個在制度上不需要跟他一起合作的國會。他也許有辦法領導噶廈,因為內閣部長都是由他提名,但他們的任命都需經過達賴喇嘛與國會的認可。當然接下來,他最後也最不令人欽羨的工作,那就是必須通知尊者他的中間道路政策失敗了,必須開始一個新的行動方案。
還有一個最後也最難對付的事實,也是一個沒有在任何公開討論裏提起過,甚至沒有被承認存在過的事實--那就是在流亡世界裏,除了達賴喇嘛、噶廈與國會之外,還有另一個政治權力的中心存在。我們的「無政黨」民主制度,並不是真正無政黨。事實上,在許多非民主國家,只要有人聲稱是採行「無政黨」的系統,他們從未提起的,是代表著既存現狀的政黨,也就是總是存在陰影裏的當權政治勢力。在圖伯特流亡世界的例子裏,這個隱形的政黨,並非單一的政黨,而比較類似於一個包含各種組織的鬆散連盟。然而這個連盟還是代表了一個自從流亡歷史開始以來,一直有能力掌控選舉過程的政治機制,除此之外還確保了流亡大眾對於尊者與第一家庭(堯西家庭,指歷代達賴喇嘛的家人)的絕對忠誠。
這些組織的連盟,我下文稱之為右翼宗教連盟,在過去也許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三省團結連盟」(Cholsum Chigdril Tsokpa),這是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所創辦的。它創辦時的成員大體上都是低階的僧官。這個組織被嘉樂頓珠有效地利用來對付早期流亡政府中的高階官員,他們大部份都是貴族,幾乎所有的人都因此而辭職了。而這個組織的架構,也許是受到嘉樂頓珠學生時代在國民黨主政下的中國唸書之影響,其架構有點國民黨的味道:要求對領袖的絕對效忠,就是其成員的首要義務。
圖伯特流亡國會(那時候稱之為「圖伯特人民代表委員會」)的第一次選舉,是在1960年舉行的,選舉的原則是根據省區的界線。除了三省團結連盟之外,其他聲稱代表三個省份的組織,在接下來的年份裏紛紛冒出:U-Tsang Tsokpa (衛藏)、Domey Tsokpa (安多)、Dotoe Tsokpa (康)。這些組織自稱為西藏三個不同省份的唯一代表,然而以最樂觀的角度來看,也是相當可疑的說法。即使在流亡社會裏,這些組織的說法也被外圍的團體所挑戰,而且在他們內部,也存在著分歧與內鬥。這些組織的領袖選舉過程以及財務都不怎麼透明。在流亡社區唯一真正民主的機構,圖伯特青年議會成立後,此連盟的各種組成團體,開始採用國會的語彚以及組織架構,然而他們仍然維持著不民主與反動的本質。
對這個連盟,我將不會在此多作描述。我們確實需要一部流亡政治的完整歷史。這些組織的起源來歷都相當混濁不明確,它們的歷史也相當複雜,常常讓人感到難以理解。然而在此應該再度強調的是,這個由各色組織所組成的連盟,並不是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單一鐵板一樣的架構,其內部有相當混亂的差異與分歧,而且事實上,流亡社會的大部份重大危機,都是因為這個右翼宗教連盟內部產生的決裂與衝突所導致的,而且至少有一兩個衝突導致了致命的後果。
過去,這個右翼宗教連盟的攻擊目標,最初是導向那些被認為反對嘉樂頓珠的人:比方說,我先前提到了在早期流亡政府裏面服務的貴族部長們與秘書,但還有一些人是康巴的領袖,如芒康朵桑(Markham Thosam)、瑪囊阿波(Manang Abo) ,以及其他被認為質疑或者批評嘉樂頓珠、或支持他在政府中的敵人的人。瑪囊阿波曾經參與59年的起義,也是當時的領袖之一,然而這些事實並沒有讓他免於被貼上叛徒的標籤。這個連盟也成攻地關閉了一個前西藏駐南京的代表(國民黨時代),圖登桑波(Thupten Sangpo,(a.k.a. Tsatora Khenchung)所設立、還在襁褓期的政黨。另外一個在印度戴爾豪斯(Dalhousie)所草創,稱之為「社會黨」的,也是才起頭就被迫關門大吉了。很有可能是因為達賴喇嘛在六零年代早期,公布了圖伯特應該成為民主憲政的國家,才促成了這些民主參政曇花一現般的努力。
後來的攻擊(往往是肢體的、暴力的),則是針對任何一位被認為似乎批評了達賴喇嘛、佛教或嘉樂頓珠的博巴知識份子。已故教授達瓦諾布,因為曾在《圖伯特評論》裏寫了一篇社論,就被威脅以暴力,而圖伯特青年議會的雜誌《讓贊》的編輯,噶瑪‧加康( Karma Zurkhang),因為出版了一封讀者來信,就被視為對尊者不敬。還有一個經過良好組織、數量可觀的恐嚇信運動,則是針對一位人在日本的西藏學者,白館戒雲(Tsultrim Kalsang Khangkar),這位學者據說曾經在他的作品中攻擊了尊者--但他一直否認他曾經做過這樣的事。阿樂群則,這位五零年代曾經領導反抗中國人的「人民議會」(米曼仲都)領袖,也曾在達蘭薩拉受到群眾的攻擊,還遭到類似文化大革命方式的羞辱,被人在他臉上塗墨水與口水。他的女兒,是一位政府的官員,也曾短暫被挾持。
圖伯特婦女協會有一陣子也曾經是這個連盟報復行動中的主要參與者,但這個組織現在已經令人滿意地,變成一個有建設性的社會運動與爭取自由運動,也致力於讓圖伯特婦女更能夠自力自強。
親政府的博巴,往往傾向輕描淡寫這樣的事件,認為它們不過是不幸又自發的事件,來自於未受教育的圖伯特民眾對達賴喇嘛太過忠心的結果。這樣的觀點,從表面上看起來,並不是完全錯誤,然而只要稍稍調查這些事件的始末,就可以清楚瞭解它們背後的政治動機與導向。不幸的是,尊者本人從來沒有一次譴責過這些以他為名義所施行的暴力恐嚇行為,而也許也因為這樣,無意中為這些忠誠的支持者提供了一個繼續耍流氓的動機。
過去曾有一位來自安多的學者,白瑪奔(Pema Bhum),寫了一篇以圖伯特文學為主題的學術文章,結果被批評為反佛教,造成他被宣布了一個類似於伊斯蘭教令(fatwa)之類的追殺令。三省團結連盟的主席,還提供二十萬盧比的懸賞給願意謀殺這位學者的人,他甚至還在接受政治期刊Dasar記者採訪時,再次重述了這份懸賞。白瑪奔是阿尼瑪卿研究所的主任,跟扎西茨仁、拉桑茨仁與我是同事。
阿尼瑪卿研究所網頁圖案。
在阿尼瑪卿,我們曾經辦了一份報紙《民主》(Mangtso),試圖以開放與誠實的寫作風格來報導西藏的政治。我們的員工以及一些在街頭販賣報紙的年輕小夥子,常常受到欺負與威脅。編輯經常性地收到死亡威脅,而幫派與暴民常常跑來我們的辦公室,嚇壞我們的接待小姐,騷擾其他的每個人。所有的這些事件,顯然都是有組織的,也是由這個右翼宗教連盟所發起的,目的在讓我們的報紙關門。
就在我們刊出了一篇社論之後,情況從糟糕變得更糟糕。這篇社論譴責這個連盟的陰險手段,當時它試圖正式並且完全控制所有國會選舉的候選人之選擇過程。它說它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動作,理由是為了保證不會有任何不忠心的人或中國間諜潛入,成為候選人。我們想辦法阻止了這個政治動作,但此右翼宗教連盟即使不使用任何中共或北韓的黑箱選舉手段,都還是有辦法壟斷選舉過程。
因為流亡藏人只能用他們所出身的省份作為投票的基礎,再加上受官方許可與支持的各式省級機構聲稱,他們可以完全代表每一位來自該省的人,選舉的過程以及選舉的結果都受到極大的控制。這個系統對年輕人與生在流亡地的人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跟那些省級組織少有關係,也沒有什麼連繫。更進一步,許多生在流亡地的年輕藏人,父母親常常來自不同的省份,如兌巴/康巴(Toepa/Khampa)、 安多娃/拉薩娃(Amdowa/Lhasawa ),所以往往發現加入這些組織問題多多。我們也應該記住,所有的僧人在這些選舉裏,都擁有兩張選票,讓右翼宗教連盟獲得極大的優勢。
右翼宗教連盟在讓贊或人權運動裏,從來不怎麼有活力。他們大體上把奮鬥的目標,放在透過國會議員(以及後來的噶倫赤巴)選舉、放在透過公開而膚淺對達賴喇嘛、有時候則是嘉樂頓珠表達忠誠,以維持他們的政治權力。許多右翼宗教的領袖都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就是他們都有打麻將的習慣。
我還可以只回憶一次運動,1995年的和平步行到圖伯特的運動,就是由這個右翼宗教連盟所組織的。他們從群眾那裏募得了大量的金錢(大約八百萬盧比),但就在步行開始沒多久,他們就宣布和平步行的終點(本來是圖伯特)現在改成德里。走到德里的半途,在安巴拉(Ambala),步行的領袖就強迫每個人登上巴士,說他們現在必須去新德里覲見達賴喇嘛(當時他剛從國外返回印度)。
事實上,去年由圖伯特青年議會、自由西藏學聯、圖伯特婦女協會與其他團體,發起種種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運動,都被這些右翼宗教人士所譴責,說這樣造成流亡政府與中國談判失敗,還讓尊者不高興。即使數次反對北京奧運與火炬接力的運動,都遭到此連盟的譴責,所它們故意挑釁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為敵。
這個右翼宗教連盟,現在成為圖伯特社會裏推動中間道路政策的主要勢力。一個特別成立的次級組織,「博巴中間道路運動」,似乎是幾年前成立的,辦了幾個「工作坊」與會議,以教育博巴中間道路政策。他們也採行比較不和平的方法,來對付任何質疑中間道路的人。
例如,圖伯特國會的發言人,噶瑪群培,曾經企圖在國會提出檢討中間道路的提案。他立刻面臨來自國會裏的強烈反對,以及來自該連盟的強力反對,他們呼籲他下台,甚至呼籲對他進行暴力攻擊。他不得不撤回他的決議案。
最近,一位來自安多的知識份子,魯噶嘉木(Lugar Jam)在梅洛甘濟發表了一場公開演講,分析中間道路方法的失敗,以及這場大災難中嘉樂頓珠扮演的角色。他本來是流亡政府的一個研究機構的分析師,他立刻被開除,而自此以後,常常受到古老方式的騷擾與威脅。最近,安多省的組織發起了一個將他解除安多籍的過程,可能意圖褫奪他的投票權。
事實上不需要太有洞察力,就可以明白沒有一位單一的人物,即使處於內閣總理的高位,有能力改變我們目前的方向。特別是圖伯特國會本身曾經無異議地通過了一個支持贊美中間道路的決議案,說它就是圖伯特問題的唯一指導原則以及主要的政策方向。目前的國會發言人,邊巴茨仁(Penpa Tsering),在六月二十一日達蘭薩拉的公開討論裏(他跟桑東仁波切屬同一個小組的討論人)說得非常清楚,只有支持中間道路的人,才有可能擔任噶倫赤巴的職務。邊巴茨仁的確也說了,一個讓贊的支持者可以試著出來角逐提名,但(他又自鳴得意地笑著說)這個候選人將會是浪費時間。
我不是說,即使是在目前的政治系統下,選出一位誠實有能力的噶倫赤巴不會對事情的進步有小小的幫助。當然會有幫助。但這個改進將只會發生在不會擾亂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之領域裏發生。任何覺得目前流亡政府令人絕望、甚至有自殺傾向的談判政策,將會因為一位讓贊候選人得到提名就會改變]的讓贊的支持者與運動者,應該修正他們的想法。
有時候似乎連尊者本人都受到這個理論上應該服務他的系統所阻礙。去年,在圖伯特境內偉大起義後、中國殘暴的鎮壓、與北京談判悲慘又羞辱地結束之後,達賴喇嘛公開表達對中國領袖失去信心,因此召開了十一月的特別大會,明顯是為了尋找圖伯特政治的新方向。但當時,忠誠派的政治機器又被上緊了發條。各種假民調與統計數字,一連串有特定目的群眾集會所作出的忠誠決議案,被大量生產出來,以給尊者一種圖伯特民眾熱烈地、幾近一致地支持他的中間道路政策、絕對不會對他失去信心、絕對不會質疑他本人的決定的印象。
有時候,該連盟還會以一種極為失控、只能描述為不敬、甚至冒犯了尊者作為圖伯特國家元首的至高地位的方式來實踐他們的忠誠狂熱。在1966年左右,邦達揚培的女兒來到達蘭薩拉求見尊者。之前,邦達倉曾是堯西家族的密友,尊者的母親(Gyalyum Chenmo)甚至常常住在邦達倉在噶倫堡的房子裏。但是,後來邦達倉與嘉樂頓珠失和,結果他變成謠言誹謗的箭靶。難以理解地,這位當時圖伯特唯一的百萬富翁,突然離開印度,前往中國,使自己遭到更多指控。當他結了婚的女兒旺姆,在即將前往美國的前夕,為了自己而求見達賴喇嘛時,得到了達賴喇嘛的主任秘書,袞噶塔拉(Kungo T.C. Tara)的同意。該連盟風聞了此事,不久後一群大喊大叫的群眾就聚集在達賴喇嘛位在史瓦格阿夏蘭姆(Swarg Ashram)的舊宮殿前,大叫著(就在尊者可以聽到的範圍內),說要把袞噶塔拉強拉出他的辦公室。一個含著眼淚的袞噶塔拉只好到非常不高興的達賴喇嘛跟前,提出辭呈。
這個右翼宗教連盟有時候讓我想起《2001太空漫遊》電影裏那部精神分裂的HAL電腦,由於對於它的任務有畸形的忠誠感,使它無法瞭解它的行動正在摧毀它理應保護的太空艦成員。
所以這就是事情目前的樣貌。雖然這整件事聽起來十分令人沮喪,我還是相信,我們的流亡社會可以有一個會真正帶來有效民主統治的方式。這個方式會比投票選出一個善良的噶倫赤巴、然後靜靜地祈禱一切都會好轉,還更複雜、更費力。我們必須致力於一個卓越又長遠的目標--亦即一場民主革命。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成功。至於應該如何進行,我有一些想法,將會在不遠的未來貼在這個網站上。
Posted by rosaceae at 21:36
│嘉央諾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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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one of the Tibetan in china at 2009年11月20日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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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rosaceae at 2009年11月20日 20:43
很好的原著,很好的翻譯。
Posted by lanwuyou at 2009年12月17日 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