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gzen Forward　 讓贊向前

流亡藏人藝術家：被佔領前的西藏。

Back to Reality on Tibet
Andrew Martin Fischer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
Vol. 01 - No. 01 2008
May 1, 2008

西藏在2008年3月爆發廣泛的抗議，世界突然開始注意到這個位於中亞，但鮮為人知、面積等同於西歐大小的地方。接下來，此注意力被轉移到親西藏的示威活動，以及華人的反示威抗議，兩者都聚焦在奧運。所產生的喧嘩中，神話漸漸地取代了事實。特別是，「西藏過去，現在，將來，永遠都是中國的領土」這種說法，反映的是歷史知識的缺乏。當中國人表達對西方媒體偏見的憤怒，是我們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必須反過來意識到中國媒體的偏見。我們必須在越來越多、失去控制的簡化與定型中，尋找真正西藏。

在研究西藏的嚴肅學者之間，對於基本事實沒有什麼爭議。一直要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的國家機器才直接涉入經營西藏地區的社會與經濟活動。只佔所有藏族居住區不到一半的西藏自治區，是在1950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變成一個被佔領地，並由中國共產黨直接統治，靠的是武力，而不是得到居民的同意，其統治中心在北京，而不是在拉薩。這種情形乃在過去中國歷代王朝中所未見。許多西藏目前在抗議、覺得未獲公平對待的不滿：從經濟的邊緣化、政治的隸屬化、社會的屈辱，在世界各地的佔領區域中，都是很典型的現象。

無疑地，中國成為西藏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促成者，從1990年代以來的快速發展，例如基本硬體建設的改善，死亡率的降低；生活水準、預期壽命、教育的提升等等。但指出這些事實，以合理化其佔領，無疑是呼應過去為殖民主義辯護的歐洲人，如英國的社會學家比爾華倫（Bill Warren）的說法。他認為西方資本家，深入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絕對是一種進步，因為他們摧毀了前資本主義的文化與生產方式，並且移植了現代文明的文化與經濟成份。

其反論是，即使在不同的政治架構中，類似的現代成就也可能達成。例如，不丹人就達到了如目前西藏一樣的發展水準，而不丹還是維持政治的獨立。當然，不丹是由印度大量金援的國家，就好像西藏目前由中國在經濟上支援一樣。無疑的是，這些處於現代資本主義邊緣的遙遠地區，不幸地會變成赤字區，永遠依賴領主的援助，就因為他們是農業經濟，面對的是條件愈亦不利的貿易合約。

印度金援不丹，以換來不丹的外交與邊防的控制權，並同時保存不丹在內部事務上的獨立，就是達賴喇嘛從1980年代以來為西藏所要求的。在1951年時，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也曾經有類似的安排，也類似於18世紀拉薩政府與滿州帝國的安排，而之後，十九世紀的西藏是完全對西方關閉的。

然而雖然有這些前例，然而現在若要比照前例的類似安排，似乎遠遠超過中國共產黨所願意讓步的；因為中國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以後，已經密切地涉入西藏社會與經濟層面裏，各種最小細節的經營；甚至1959年前，在不受拉薩控制的藏區也早就開始這樣做了。結果是，藏族的鄉村社會在三十年內就完全重組了兩次，第一次在1950-1960年代的集體化，第二次在1980年代的去集體化。去集體會無疑在西藏各地廣受歡迎，因為集體化是深深受到藏人憎惡的。而且就是集體化，而不是中國統治本身，引起1950年代中葉，東藏地區的武裝大起義。

在此過程之中，中國聲稱他們消滅了西藏的神權統治、封建制度、與奴隸制度。然而，傳統的西藏社會從來未存在制度化的奴隸制度，因此也就沒有奴隸制被這些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所消滅的可能性。而且將舊西藏說成封建社會，也是錯誤的。舊西藏也肯定不是神權社會，因為佛教徒並不相信神祗。在中藏地區，的確是有一套勞動與土地經營系統，大致上與莊園農奴制有些類似，其農民世襲地依附於貴族與佛寺所擁有的土地，並且需要對他們付出各種服務。然而，東藏的牧地大體上是由部落系統所統治的。

更精確地說，現代中國共產黨的術語中，所謂的封建制度、神權統治、奴隸制度，與西藏幾乎沒有什麼關連。這些詞藻都是採用馬克思的族群理論，並由史達林在1930年代補充完備，稍後由中國共產黨用在中國內部。根據這一套理論，族群與宗教的認同，被認為是歷史進化的低階發展，並且在物質與科學發展後，就會自然消失的東西。這一套學說的信奉者認為，如何在藏區達成社會進步的目標，最好就是把此區對較先進的中國其他地區開放，並且散播理性（無神論）與科技。讓許多中國地區的藏人，與中國學者備感挫折的是，中國內部對西藏的公共討論，仍然嚴重地受到這些官方的意識形態所限制。

確實，在中共統治之前，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就一直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肉中刺。滿州帝國在二十世紀早期死亡，給中國新興的建國運動留下一個大矛盾；他們拒絕帝國統治的合法性，然而又在同時議論要維持滿州帝國的疆界與其衛星地區，雖然這些疆界並不是延著民族分布的界線所劃分的，所以無法合理為中國民族國家的疆界。而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可否認就是漢民族主義，因為藏人與維吾爾人並沒有任何響應。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漢民族主義者重新將這些帝國衛星地區加以概念化，發明一套新的國家傳統，說他們就隸屬於其中。他們將早期的帝國意識形態加以改良，並且描述中國為一個擁有五族的國家：漢、滿、蒙、藏、維吾爾。後四者之所以被選出來，而不是人數也很多的回族穆斯林、苗族與壯族，大概是因為他們可以作為聲稱擁有滿州帝國的非漢衛星地區的重要根據。因此他們創造出一套可以合理化將這些少數民族納入新興的中華共和國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在稍後由共產黨在1950年代加以補完，變成了目前的五十六族少數民族，類似於歐洲帝國主義者過去運用人類學將各種社會加以分類的方式，除了中國共產黨的分類還加上了馬克思主義的調調。

這種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矛盾，也許就是中國對於世界各國是否承認西藏與新疆在遙遠的歷史過去就屬於中國，如此敏感的原因。

將意識形態的問題擺到一邊，一旦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贏得國共內戰，西藏與新疆很快就臣服了。西藏然後就進入了中國激進毛澤東主義大混亂期。東藏地區受到的打擊特別嚴重，因為中共對1955年的叛亂採取嚴厲的反制措施，再加上1959-61的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饑荒。在這些大難之後，1960與1970年代，政府的政策轉變成補助西藏地區，這個政策在1980年代又大輻逆轉，然後在1990年代中葉以來，又恢復成為密集補助的政策。

西藏目前的挑戰，主要是政治上的臣屬地位，再加上1990年代中葉以來密集的中央補助所造成的經濟與社會的兩極化。這已經造成發展過程中強烈的民族排除機制，這一點我在其他文章裏已經詳細地分析過了。我在這裏只概略地提出：目前，地方的企業方案，與地方所產生的投資與積累，在西藏地區的整體經濟變化過程之中，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在這個政治高度緊張的環境中，地方自發性的經濟活動也是不受到鼓勵的。特別在西藏自治區裏，中央的補助在拉薩鐵路的興建中達到最高點，然而當地的西藏人卻變成完全不相干的角色，其經濟的成長都是由外人所創造的。有意義的去中央化在西藏並沒有像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目前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發生。

雖然藏區產生如此重大的變化，少數人也因此致富，然而在發展過程中欠缺參與，使得（藏人的）異化感更加嚴重。指導西藏發展的政策，主要都是由北京宣布，作為一種從上至下的命令，並跟隨著國家發展政策的潮流。接著，這些政策，都由地方政府有效或無效地實施著；而地方政府官員都是由北京所聘任，他們由一群從全國各地輪調來的專業人士與黨幹部所協助，這些人的任期大約是兩年到三年。藏人精英通常擔任地方層級官員，卻很少擔任高層的職務，也沒有實質的權力。又因為北京在財政上擁有獨斷權，再加上對西藏地區政治與保安的神經特別過敏，這些地方西藏官員大部份都循規蹈矩，不敢越池雷一步。然而即使是這些可以在政府任職的少數西藏人，也面臨經常性的羞辱，其形式通常是其中國人上司越來越自信的漢人沙文主義。

在這個面向上，中國共產黨確實在西藏花了不少錢，但不必然是把錢花在西藏人身上。大部份的補助款都透過中國國營的企業、或者國家的行政機器下達。這一點其實可以變成好的國家工業發展策略，例如美國的國際援助款的花費方式，或者歐盟所支持許多美國與歐盟商業利益的方式。但在西藏地區，其滿足地方人口需求的用途通常是可疑的，並且加強了藏區經濟的極度依賴性。有些人認為這種方式應該繼續下去，因為其流下的一點點零頭，還是改進了許多鄉村家庭的生計。然而，我們必須問的是，更好的替代方案是否可能。

而跟隨著這個路線，許多我在中國訪問的藏人官員與學者，私下都在討論，中國在西藏所花費的，是否又都流回中國本土。而一旦這種回流到中國本土的援助款從補助等式中減去，真正到達藏人手裏的小數量，例如薪資、貧戶扶助、農業發展、有限的醫療資源、教育機構，等等，可能都能夠由地方資源所資助，特別是採礦活動之中，如果可以由地方政府加以課稅，並加支配的話。他們認為，考慮各種情況後，類似，假如不是更好的，經濟發展，可以藉由此種方式達成。

確實，西藏是在1950年中國佔領之後才開始現代化的過程，卻不必然意味，假如中國人不統治此區，西藏就會停滯不前。更有可能的是，西藏可能會開始自己的現代化過程，就像亞洲的其他國家一樣。然而這一條路，目前我們只能臆測。有一件事卻是肯定的；1940年代晚期的西藏經濟與其精英階層，應該會在其自動自發的經濟轉型中成為一個起點，並由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幫助達成，或者以交出某些主權來作為條件。在這種層面上，最近在西藏地區抗議的藏人心中的問題可能是，發展，很好，但要付出什麼代價？

費雪教授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前蒙特婁人、麥基爾大學的校友，也是《西藏的國家成長與社會排除：最近的經濟成長帶來的挑戰》的作者。(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出版社，2005年。）他也是《鑒定西藏：回答中國的一百個問題》(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One-Hundred Questions )（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8）一書的合著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