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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e and Mail, Canada
50 YEARS IN EXILE: 'ALL I HOPE IS THAT ... I WILL SEE TIBET BEFORE I DIE'
Tibetan refugees mark painful anniversary with dreams of home

STEPHANIE NOLEN
March 11, 2009

「只希望...在我死前能再見到圖博」
博彌難民以返鄉夢紀念痛苦的3.10


印度達蘭薩拉／當扎西多吉想到家的時候，他想到的是夏天深綠色的草原，早上放羊出去時無雲的天空，以及傍晚趕牲口回家時，空氣的冷冽。他還記得那種安靜、乾淨與冰涼。他微笑說：「在圖博的村子裏，你永遠不需要冰箱。」試圖在哀傷的回憶之中注入一點笑意。

多吉先生無時不刻不在思念著故鄉的天空與草原。他把這一切都告訴他的小孩。但他已經五十年沒有見到那片天，那片草了。

昨天，印度的這個小鎮舉行了紀念儀式，來標記達賴喇嘛逃亡與中共軍隊殘暴鎮壓起義博彌的五十週年。

圖博領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他如何走過積雪的山路來到印度，如何掙扎建立流亡社區，以及他如何從一個偏僻地方的精神領袖，變成永不疲倦的世界旅行家，常常為了讓政治領袖與好萊塢明星把注意力放在圖博自治的主張，而進行遊說工作。

然而在達賴喇嘛逃亡之後不久，跟隨著一起逃走的成千上萬博彌的故事，卻比較少人知道。這些人的生命故事，往往悲喜交織，充滿了不起的成就，以及無止境的思念之痛，只有靠他們對達賴喇嘛的信仰，認為他有一天將會再帶領他們回家，才能稍稍舒解。

在1959年，多吉先生本來是個牧人－－也像達賴喇嘛一樣，年紀只有二十三歲。

「我知道，我從來自鎮上的某人那裏聽說，說尊者正要離開圖博了－－而我想要追隨尊者，我不想留在中國統治下的圖博，」他說。

他，一個弟弟，以及一些遠親一起旅行到靠近尼泊爾的邊界。「我當時心想，幾天後，中國人就會走了，我們還是可以跟過去一樣獨立自由。然後我聽說他們佔領了拉薩〔圖博的首都〕。所以我們就過了邊界。」

他經過了幾個中繼站後，被送往印度，當時達賴喇嘛正在印度政府交涉，替博彌難民安排土地耕作。

多吉先生有十四個兄弟姐妹；其中有十個人跟著父母一起留下來了。他們的村裏沒有電話，他們不識字也不能寫字。「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了。」

當然這一點是他經常感到心痛的原因。然而流亡的生活也給他帶來一些好處：他有了四個孩子，其中三個從大學畢業；他說，假如當年留下來的話，他們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的。（達賴喇嘛流亡期間，把教育當成主要的重點，而南亞各國，只要有大型難民社區，就有免費的住宿學校。）

事實上，多吉自己能夠成家也是因為流亡而來的：他從圖博逃出來的那一天晚上，遇到了他現在的妻子，拉姆卓瑪。

她輕聲地回憶道：「中國人侵略了我們的村子，把每個人都用槍打死了－－我在一頭犛牛上看到我父親的屍體躺在上面。我什麼都沒帶，就跑了，衣服，錢，食物都沒有，但我身上帶著我父親的佛經，我相信那就是為什麼子彈沒有打中我的原因。」

她看到母親跑往另外一個方向，想去救家裏的犛牛；她則跑到丘陵裏去躲藏。她說，她不知道該往哪裏去，看到許多單獨的男人經過，但不想要求他們幫忙。黎明時分，多吉一家經過，她才從藏身之處走出來求救。

他們帶著她，往尼泊爾去。在那裏，她找到其他的親友，於是跟多吉家分開，但數個月後，她又在印度見到他。那時候她已經獲悉她的家人都死了，除了一個當和尚的哥哥在坐牢以外。她接受了多吉的追求，他們第二年結了婚。

她的哥哥在坐牢二十六年以後被釋放，獲得短期許可來到印度朝聖；然而除了他以外，她再也沒有見過其他同村的人。

難民社區裏的每個人似乎都有與家人分離的故事。當時還是十三歲男孩的那久多吉，在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那天，逃出了自己的村子：他爸媽叫他先走，說他們很快會跟上來。但在他離開後幾天，解放軍到村子裏說如果有一個人逃走的話，所有人都得死。

接下來的二十年裏，這是他唯一擁有的家人的消息。在1980年，他媽媽獲許可來印度朝聖，只要她讓另外一個孩子留下來當保人。

然後又是二十七年的沉默。「我從來沒有他們的消息，而他們也沒有我的消息－－我們好像空心人一樣。」

四年前，一個剛從圖博逃出來的難民給了他一個號碼，那是離他村子四公里遠的一個公共電話。他打了，讓接電話的人去請他的家人從山上下來聽電話。當天稍晚他又打，終於跟他的哥哥講上話了。「我們倆都在哭，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多吉先生回憶道－－而他講到此事，又老淚縱橫，他成年的兒子與妻子也跟著掉淚。

最後，多吉先生說他哥哥能講得出話來時，他告訴他，他們的父母親，其他三兄弟姐妹，都死了。

2007年多吉先生想辦法辦成了中國簽證，做了很少有難民能夠辦到的事，那就是回到圖博去。他發現他的村子已經大大地改變了：最好的土地被中國當局拿走了，而農人只能靠少少的田地過活。氣氛非常緊張；別人告訴他連提起達賴喇嘛的名字弄不好都會被處死。沒有電，稅很重，他們沒有像他家裏一樣可以擺著笑容滿面的達賴喇嘛圖像的佛龕。這些事情讓他幾乎覺得流亡真是值得慶幸的事：「在印度，如果你沒有做壞事，你就是自由人。」

他的妻子，六十三歲的南卓旺姆，跟著家人一起逃出來時，還是個孩子；她記得父母親很緊張，但自己卻因為第一次離開村子旅行而太興奮而無暇擔心。他們晚上走，白天躲在洞穴裏，越過邊界到不丹，在那裏待了一年，以為可以很快返回家園。

他們最終越過邊界到了印度，蓋鐵路當苦力為生，每天賺取微薄的薪資，直到有一天一位藏人官員來帶所有的孩子到住宿學校去上學為止。她十五歲才開始學識字，但七年後就從護士學校畢業了。

她對於圖博的回憶很有限－－「我只是個孩子」－－也說她的家人在印度過得很好，她的一個孩子目前在班加羅爾(Bengalore)的電話服務中心工作，另外一個則在外國的新聞社當記者。但她相信他們的家還是在圖博。「我們應該留在家鄉拯救我們的文化。」

讓他們繼續堅持下去的，就是對於達賴喇嘛的信仰。扎西多吉有一次在法會上跟他講上了話。「他告訴我，我們在有生之年一定會重回我們失去的家園－－他說一定會帶我們回去。」

多吉先生的太太，現在七十七歲了，安靜地坐在他旁邊，補充了一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終老在我的村子裏，就是在死前可以再見到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