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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王室之代表動物：獨角獸。

斯圖亞特王室結合了黃底紅獅旗與粉紅色薊花。

1707年的統一：惡意兼併？平等合作？

蘇格蘭同意與英格蘭的統一過程，也許也有點類似於今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合作一樣，是出於經濟的動機。

蘇格蘭與英格蘭的統一契機，肇因於1603年的英格蘭王位繼承權，落到了蘇格蘭的斯圖亞特王朝。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沒有子嗣，王位繼承落到了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身上，他如此成為英格蘭的詹姆士一世。詹姆士一世對於將蘇格蘭與英格蘭這兩個王國聯合很有興趣，自稱「不列顛國王」。然而英格蘭的國會並不願意跟北邊的蘇格蘭有任何爪葛（英格蘭貴族的問題：「誰要跟北邊那個落後、貧窮的國家在一起？英格蘭可是富有又優越的上國。」）。蘇格蘭的國會也敬謝不敏。然而，兩個王國王室的合一（the union of the Crowns），還是種下了百年之後兩國結合的《聯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的種子。

這是詹姆斯六世當年委託製作的Union Jack，蘇格蘭的聖安德魯十字被貶到旗子的角落，足以說當時明英格蘭人對兩國聯合的看法。

十八世紀的開始，兩個王國的聯合，突然變得很有吸引力了。英格蘭國會為了想要確保光榮革命的成果，不讓信奉天主教、流亡於法國（當時與英格蘭處交戰狀態）、受到路易十四所支持的詹姆士八世繼承王位，而是讓信奉新教的漢諾威王室繼承，於是開始積極主張與蘇格蘭國會的合併，因為後者有自行擁立君王的權力。

對蘇格蘭來說，與英格蘭的合併，可以在經濟上帶來好處。十七世紀末年，蘇格蘭全國由於氣候不佳，穀物產量過低，導致饑荒，整個蘇格蘭的一百二十萬人口中有百分之五餓死。雖然如此，於1689年，蘇格蘭也試圖學習荷蘭，在海外建立起貿易的據點，在一位值得信賴、蘇格蘭銀行（Bank of Scotland）的創立人威廉‧派特森（William Patterson）鼓吹之下，許多人出錢加入了達里安計畫(the Darian Scheme)，意圖在巴拿馬南邊建立自由貿易港。沒想到這個貿易計畫根本是一個騙局，此地不但被西班牙視為屬地，而且是一個沼澤瘴痢之地，當地原住民對蘇格蘭船舶帶來的貨品完全不感興趣，再加上英格蘭扯後腿，拒絕援手，這個計畫悽慘地失敗了。蘇格蘭海外富庶殖民地、貿易港的美夢成為泡影，也失去了蘇格蘭在經濟上自立更生、獨立發展的願景：蘇格蘭全國四分之一的動產都投入這個計畫之中，許多人因此而破產。蘇格蘭來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捩點，是否要繼續作一個孤立貧窮的小國，還是應該加入大英帝國共創財富，後者開始變得愈來愈有吸引力。

而英格蘭國會為了促使蘇格蘭國會同意聯合法案，不只願意在聯合法案中保證蘇格蘭的自治，也採用了要脅與賄賂的手法。要脅即是在國會內通過外國人法（Aliens Act）：將蘇格蘭人在英格蘭擁有的產業轉變成外國人的產業，其子孫無法繼承；另外，也禁止蘇格蘭的貨品輸出到英格蘭的殖民地與本土。賄賂則是，不但同意出錢彌平達里安計畫的損失，也是直接拿錢收買間諜兼宣傳人物與蘇格蘭國會裏的重要人物。

這些伎俩奏效了，1706年年底，倫敦的英格蘭的國會通過了《聯合法》，1707年年初愛丁堡的蘇格蘭國會也通過了《聯合法》，兩個國會分別解散，於倫敦再重組成為大不列顛國會。這個法案通過後，兩個王國使用同一個國瓕，一個旗幟，一種貨幣，一個國號（Great Britain）。然而蘇格蘭並沒有失去民主的制度，她派四十五位下議院議員到倫敦，十六位到上議院。除此之外，《聯合法》也明文保障了蘇格蘭的教會、法律、司法裁判權、大學與教育、自治鎮(burgh)等原來的制度都保持不變。

而這個方式，結果證明是個雙贏的策略。蘇格蘭的國家性格不但完整地維持，多年後也收割了經濟上的好處，英格蘭在強大天主教法國的威脅下，得到了王位繼承人為新教漢諾威王朝的保證。一開始看起來似乎是惡意的兼併，最後卻轉變成完整的夥伴關係，兩個王國以對等、平等的地位結合了。（註1）

統一的光榮：現代化與工業化、啟蒙思潮

保留著自己的獨特國家特色、不失去民主體制的蘇格蘭，在十七世紀末還是一個北歐的貧窮小國。十八世紀中期，蘇格蘭高地經歷過最後一次慘烈的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戰役（the Battle of Culloden，克羅頓之役，1745年）後，不過幾年，蘇格蘭卻變成大不列顛工業化與現代化最快的地方，也突然變成不列顛島上最光輝燦爛的明珠，啟蒙思潮的發源地。或者最令人驚訝的是，在這璀燦的成就之中，蘇格蘭並沒有變成一個「自治必定會造成分離」的例子，許多啟蒙大師反而都變成了不列顛的擁護者。

蘇格蘭不但沒有被大英帝國殖民，反而主動成為殖民者。在格拉斯哥，本來就擅於航海的蘇格蘭人派遣船隻到北美洲的維琴尼亞與北卡羅來那作煙草貿易，去掉中間人，而獲得兩倍以上的利潤，他們又把利潤轉而投資到其他的工業，如玻璃製造、煉糖、亞麻織造等等。這個時期，蘇格蘭在海外貿易上的成功，一出達里安計畫失敗的怨氣。也可以說，與英格蘭分開的話，蘇格蘭沒有辦法應付英格蘭挾其軍事與政治力量，可以在經濟上對蘇格蘭的恫嚇。然而，作為聯合王國的一部份的話，他們就加入了一個可以改變整個國家的經濟系統之內。

普遍被譽為工業革命功臣、發明蒸氣機的瓦特（James Watt），乃是結合英格蘭人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的財力，成立了博爾頓與瓦特公司（Boulton & Watt），並在國會取得專利權的延長，才能廣泛銷售瓦特的蒸氣機。英格蘭中部的庫爾布魯克戴爾鎮(Coalbrookdale)，把金屬鑄融技術北送，幫助了史特靈郡的開倫鋼鐵廠（Carron Ironworks Company）之創立，這家公司就是工業革命的前鋒之一，不只製造武裝船上的臼砲砲身（carronade），十九世紀時也是整個歐洲最大的鋼鐵公司。

臼砲砲身（carronade）

許多紅色的郵筒後面都有史特靈郡開倫鋼鐵公司的標記。

當然，蘇格蘭從加入聯合王國所獲得的好處，不能不說因為蘇格蘭之前的獨立，讓它發展了與英格蘭不同的、又能夠充份利用這樣環境的條件。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使得蘇格蘭的教會（the Church of Scotland）成為喀爾文教派的長老教會。這個教派特別強調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因此閱讀聖經是不可或缺的靈魂救贖管道，而要能閱讀聖經，教育是絕對必要的。因此，蘇格蘭在政府與教會所提供普及教育上有悠久的歷史。至十七世紀末，蘇格蘭的識字率在整個歐洲數一數二（到十八世紀中葉是75%），而蘇格蘭教育系統也屬歐洲最先進的國家。蘇格蘭的大學紛紛成立，到了1582年，蘇格蘭已經擁有四所大學（St. Andrew, Glasgow, Aberdeen, Edinburgh），相比之下，同時期的英格蘭才有兩所（Oxford, Cambridge）。蘇格蘭的大學也不是什麼不受落後偏遠，不受到新思潮刺激的所在，早在1680年代，這裏已經開始教授牛頓（Sir Isaac Newton，1643-1727）的數學原理。（註2）

聖安竹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創建於1410年，是蘇格蘭最古老的大學。目前仍以科學研究聞名。

所以也許毫不奇怪的，十八世紀蘇格蘭的人材備出。哲學、經濟學、工程學、地質學、化學、物理學、醫學、建築學、農業、與法律等各個領域都有傑出的發展。英格蘭，甚或整個歐洲，都要望向蘇格蘭，因為這裏是文明的前鋒，科學研究的前線，是「天才的溫床」（'the hotbed of genius'），伏爾泰譽之為：「我們所有文明開化的理念，都是從蘇格蘭學來的。」（"Nous nous tournons vers l’Écosse pour trouver toutes nos idées sur la civilisation.' )。（註3）

在追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源頭時，有些歷史學者認為1707年的《聯合法》就是一個關鍵，原因是它對蘇格蘭的政治生活造成了創傷，當對政治有野心的人南下到倫敦西敏國會議政，也在過程之中脫掉了對國家的認同之時，蘇格蘭必須另外尋找方式來表達自己。

還留在蘇格蘭的知識份子可以有兩個選擇，一個就是更加堅持蘇格蘭的特殊性，以抗議獨立國格的失去。畢竟蘇格蘭有自己的語言－－低地的蘇格蘭語（Scots，是一種接近英語的日耳曼語），以及高地的蓋爾語，還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社會系統。所以十八世紀開展的，可以是蘇格蘭民族與文化運動。

蘇格蘭的啟蒙思潮大師大衛‧休謨。

然而顯然蘇格蘭知識份子並沒有這樣選擇，蘇格蘭啟蒙思潮主要的領導人物，大部份是在低地的知識份子，皆把精力投向建設一個說英語、都市化、文明的商業社會，也是一個不會刻意標榜自己蘇格蘭特質的社會。這一點，可以由蘇格蘭啟蒙思潮的重量級人物，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66） 的軼事來說明，據說他臨死時所懺悔的，不是他的罪，而是他的作品裏幾近完美的英語中，偶爾出現的蘇格蘭語。（註4）

大衛‧休謨的好朋友，另外一個影響現代世界至深且鉅的大師，寫作《國富論》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90），更進一步，認為一個理想的世界裏，政府根本無關重要，應該讓位給市場，讓「看不見的手」運作，又因人性的本能與天性就是追求自我改善，如此一來所有辛勤的人就可以滿足上帝創造他的目的，那就是進步、物質、道德與智識的發展。

蘇格蘭啟蒙思潮的氣氛如此，那麼或者也不奇怪的，不列顛愛國歌曲《Rule, Britannia!》歌詞的作詞人竟然然是蘇格蘭的詩人詹姆斯‧湯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這與十五世紀吟遊詩人的《威廉華勒斯》相距已不可以道里計！

YouTube，2008年英國夏季音樂會請威爾斯男中音布里恩·特菲爾（Bryn Terfel）演唱《Rule Britannia!》。


今日的蘇格蘭：維持現狀或獨立的十字路口

1707年至今已經三百年。或者，也真的培養出了一種不列顛意識。目前，許多來自蘇格蘭的政治人物活躍在英國的政治圈中，今日的工黨黨魁、英國首相高登‧布朗就是來自亞當‧斯密的故鄉寇克卡迪（Kirkcaldy）；財相阿勒斯泰‧達林（Alistair Darling）則是來自愛丁堡西南區。

另一方面，蘇格蘭也已經重新得回自己的議會。1997年蘇格蘭經過公投後，確立了蘇格蘭人想要得到自己的議會。1998年的《蘇格蘭法》（the Scotland Act）讓蘇格蘭得以建立起自己的國會（Scottish Parliament），並在1999年舉行第一次的議員選舉。整體而言，愛丁堡現在可以立法決定蘇格蘭的內政，而外交與國防仍然屬於西敏國會的範疇。

也是因為政治權力的下放，蘇格蘭境內部的民族情緒獲得撫慰，而達成了民族和諧的效果。這十年來，根據格拉斯哥大學的研究，住在蘇格蘭的英格蘭人中有62%覺得日子比較好過了，反英的情緒不再那麼強烈，雖然仍然有25%住在蘇格蘭的英格蘭人說自己曾經遭到一般蘇格蘭人之騷擾與歧視。然而，此趨勢屬降低中，英國政府的種族平等委員會（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所接到的訴願案裏，只有4%是有關於蘇格蘭人歧視英格蘭人的。(註5)

英語與蓋爾語並用的蘇格蘭議會logo。

2007年的蘇格蘭議會議員選舉，選民們讓主張獨立建國的蘇格蘭國家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成為議會中的最大黨，他們主張在2010年舉行公投，來決定蘇格蘭是否獨立。

同時，英格蘭的反應又如何？哭訴蘇格蘭之想要獨立，是有「外國勢力」介入？逮捕「分裂主義份子」？宣布蘇格蘭國家黨的黨魁是「蘇獨」，傾全國媒體力量辱罵他？當然都沒有。

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經歷各個殖民地的獨立，很早就開始從實踐中瞭解到亞當‧斯密的天才，那就是經濟上獲得成功，所獲得的社會進步與發展，比緊緊抓住領土不放，更為重要。當年，亞當‧斯密認為防衛殖民地的花費，比不上壟斷殖民地之貿易所得到的收益。而英國不應該跟美國人打仗，而是應該放棄重商主義的壟斷權，跟它自由貿易，這樣所獲得的利益更大。這種「退一步，海瀾天空」的哲學，也在二十世紀再度收割豐碩的成果：英國與愛爾蘭的關係，也在愛爾蘭共和國獨立後獲得改善，還可以一起合作解決北愛爾蘭的恐怖主義問題。(註6)

格拉斯哥的亞當斯密雕像。

所以蘇格蘭要獨立？一般的英格蘭選民並不是太關心這個問題，頂多有政治人物感嘆假如蘇格蘭獨立以後，英格蘭的國會就會變得比較狹獈、比較無聊，因為沒有蘇格蘭議員來倫敦貢獻他們的智慧了。

溫家寶今年訪問倫敦時，自稱正在拜讀亞當斯密，顯然只是裝腔作勢，虛晃一招，否則怎麼沒讀到亞當斯密對殖民地之開明與進步的看法？中國繼續出動大軍防守西藏新疆，大筆的國家預算都用在國防經費之上，槍桿子不但對著假想敵印度，更多時候是對著所謂自己的「公民」，任何和平抗議都被當成是分裂國土的陰謀。這樣的中國，不但展現出來的不安與無安全感、杯弓蛇影以及偏執妄想，更讓人容易看出其外強中乾的本質。

至於蘇格蘭的自治，或者「民族區域自治」是否一定會造成分離的結果？這將完全仰賴明年公投時蘇格蘭選民的決定。假如有許多蘇格蘭人並未忘記自己國家的特殊身份，依然介意著七百年前威廉‧華勒斯的夢想，那麼也有許多蘇格蘭人認為蘇格蘭繼續留在大不列顛並沒有什麼不好。而既然英格蘭的一般民眾並不在乎，也不反對，那麼此事不論結局如何，必然會有圓滿的收場。

評價「中間道路」在現今的中國

達賴喇嘛主張「中間道路」，放棄西藏獨立已經三十載。究其本質與精神，許多地方與蘇格蘭人、英格蘭人曾經鼓吹贊成的聯合主義（Unionism）十分類似：皆是民族地方自治，而把外交與國防的權利讓出。就如同我前文所證明，這樣的制度，在英國是成功的，而且已經實施了三百年之久，英國有因為這樣而陷於經濟危機？戰禍頻仍？種族仇殺？甚或失去領土？目前這些問題的答案皆是否定的。不列顛不但沒有因為民族區域自治導致解體，反而因為蘇格蘭的貢獻與合作，彼此雙贏。沒有理由可以證明，同樣的制度在中國不會成功。

然而我們只要看1950至1959年的中國在西藏的經驗就知道，雖然簽定了《十七條協議》，明文保證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之不改變，然而在實踐上卻對西藏的政治事務多所干涉，比方說中國方面當時對噶廈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解除兩位總理的職務，甚至要求噶廈逮捕法辦民間的異議人士。或者，不論那九年的經驗，只要看看《十七條協議》的簽定經過，是一個根本不容西藏代表有任何置彚抗辯的餘地，也不容諮詢噶廈與達賴喇嘛的意見，就由中國單方面強迫地說了算了，這個過程，比起蘇格蘭的經驗，更類同於十三世紀愛德華一世侵奪蘇格蘭主權與主體性，而不是十八世紀初期《聯合法案》的君子平等合作。

所以，「中間道路」在目前的中國是不會成功的，因為中國還處於中古的心態，以為領土愈大，國家就會愈強。中國喜歡自誇給西藏帶來現代化、帶來經濟的榮景，然而我們只要讀讀一些文章的標題，比方說：〈布達拉宮裏的東西夠全（中）國人民吃五年‧‧‧〉、〈中國小姐從拉薩發給老家的電報： 人傻、錢多、速來！〉，就可以知道，中國統治西藏，中國人到西藏去，就是一種殖民工程。

目前中國領導人喜歡把「與時俱進」掛在嘴巴上，然而中國的現代化只是表象的、物質上的現代化，就是學得了船堅砲利，然而在政治制度上與統治心態上還是中古時期的。假如真的是現代化，那麼就應該實事求是，客觀冷靜地調查民族問題的來源，誠實地詢問為什麼要抗議，傾聽不同的聲音，追求真相，而不是把異議者逮捕下獄，然後以為問題就會因此消失。假如真的是現代化，「大一統」就不會成為中共全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絕對價值、「宗教信仰」，而且狂熱偏執到迷信，可以為此打人、殺人、攻擊侵略、甚至戰爭的程度。可悲的是，中國的絕大多數人不是常期受到宣傳機器的影響，不然就是以黨國馬首是瞻，也決定與黨國唱同調，成為帝國主義、種族歧視、民族屠殺的共犯。

在這樣的情況下主張「中間道路」，就算中共真的願意跟達賴喇嘛尊者談了，也還是危險的。因為有什麼可以保證「中間道路」可以抵擋得住中共中央對西藏的壓倒性宰制？因為就算得到了西藏地方宗教與文化的保障，在政治上沒有權力，沒有聲音，那麼許多北京所做的決定，可能會損及西藏的根本利益，問題還是不會獲得解決。

對於西藏來說，蘇格蘭的歷史經驗可茲借鏡的是，與鄰近的大國共處時，必須用他們的遊戲規則擊敗他們。威廉‧華勒斯做到了，羅伯特‧布魯斯做到了。十八世紀以降的許多蘇格蘭人在智識上、在商場上做到了。因此兩個民族目前有真正的平等關係。

我有兩個建議，其一，是必須研究中國歷史，因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蘇格蘭對於其鄰居英格蘭幾乎是從中古時期的開始，就非常瞭解。至十八世紀以降，對於英國的政治系統更是嫻熟。因此，博巴不只要讀毛澤東，也要讀中國的法家思想（韓非子、商鞅），因為中國政體已完全棄儒崇法。可惜的是，這一點似乎流亡社區並沒有做到。其二，教育、教育、教育。

另一方面，令人擔心的也是，流亡政府卻可能因為主張中間道路，放棄獨立的立場，而失去了國際的聲援。後一點已經在發生了。去年底，英國政府放棄原來認為中國只對西藏擁有宗主權、應該尊重西藏為自治體的立場，而向下調整，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份，即為最明確的例證。英國外交部甚至只要說，這是尊重達賴喇嘛的意願，海外的西藏人也就失去了抗議的立場。美國的大使、美國國務院甚至也可以採取同一口徑，說這是中國的內政，美國不便干涉，那麼西藏即失去了外援。而沒有了外界的壓力，中國的司法可以公平地審理藏人的案件、中國的政治系統可以平等地對待藏人的不滿與悲憤嗎？

我所害怕的是，尊者的「中間道路」主張，失去的比獲得的更多。茨仁夏加的《龍在雪域》一書裏，提到1951年9月圖伯特國民大會通過接受《十七條協議》的決議，也同意了拱手讓出自己的獨立國家地位時，引述了歷史學家達瓦諾布的一段話：「我們生活的方式與文化，對於不識字的廣大民眾而言，比起任何法律或歷史更加重要，因為後者都是外人決定圖伯特命運的標準。」(註7)我想，許多博巴似乎仍然保有這樣的心態，認為圖伯特的文化、宗教之延續是最重要的，政治可以退居其次。然而他們所避而不談的，不願直接面對的東西，就是保存他們心愛的一切的關鍵。政治沒有保障，文化何以為續？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雪山獅子旗飄揚於博巴的土地上？圖為今年日2月2日溫家寶在倫敦遭到抗議的現場。

後語：台灣

中國目前在表象上是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鼓勵台灣商人「回歸祖國」，而在政治上（統戰上），也願意很大程度地對目前台灣島上的民主制度與獨立思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其思維本質卻是中古時期的，只要看看目前中國對西藏與新疆的治理，即不證自明。沒有任何理由可以保證，萬一「中國一定強」後，對台灣人會以「同為漢族」的立場，不予鬥爭、不扭曲事實、不強取豪奪。這事已經在發生，台灣品牌的Acer，Asus已經被中國說成是「中國的筆電」了。所以台灣必須更瞭解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所以不可以不讀西藏這六十年來的歷史。不可以不瞭解蒙古、新疆。

從蘇格蘭的經驗裏，我們可以學到的是，必須以大國的遊戲規則裏擊敗他們。蘇格蘭在中古時期是以戰爭，在啟蒙年代則是以科學與人文智識的發展。台灣幸運的是，我們目前是獨立的狀態，所以只要中共入侵，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以武器抵擋回擊，不必像西藏人與新疆人稍有反抗，即被貼上恐怖份子標籤。另一方面，我們比中國略佔上風的也是，台灣政治的民主，允許了多元的思考空間，不會像中國那樣僵化偏狹，而智識上的優勢，就是一種權力。

而台灣只有在國際上繼續堅持自己的獨立性，才有可能保存這二十年來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民主成果。不管未來是否「終極統一」，一如威廉華勒斯、羅伯特布魯斯的例子所告訴我們的，獨立與自由密不可分，只有堅持台灣獨立，才是我們主體性得以延續，我們所珍視的價值得以保存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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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Simon Schama, A History of Britain 2: 1603-1776, The British Wars, BBC Books, 2001, pp. 269-276

（註2）'Origins of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Scienc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Open University, "Learning Space", "Arts and History", http://openlearn.open.ac.uk/mod/resource/view.php?id=318064

（註3）：蘇格蘭啟蒙主義的人材輩出，有第一個分離出二氧化碳的Joseph Black (1728-1799)，發明電力與磁場的麥斯威爾定律作者，詹姆斯‧克拉克‧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等等。也許最能夠具象說明其科學與實證精神的，就是全球知名的小說人物，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其原型是由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根據他在愛丁堡大學的醫學院老師約瑟夫‧貝爾（Joseph Bell, 1837-1911）所創作，據說這位老師最喜歡以猜測路過的陌生人職業與曾做過的事情，來向學生強調細節觀察的重要性。可以說，福爾摩斯這位享譽全球的虛構人物，偵探小說的開山鼻祖，也是蘇格蘭啟蒙思想的產物。

（註4）"Scienc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Open University, "Learning Space", "Arts and History", http://openlearn.open.ac.uk/mod/resource/view.php?id=318060

（註5）Richard Johnson, "The Wild West Country", in The Sunday Times Magazine, April 13, 2008. p. 49

（註6）這是來自BBC4於2009年9月14日晚上十點播出的電視談話性節目，麥可‧波提羅（Michael Portillo）所主持的"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Scottish Independence?" （我們應該在意蘇格蘭獨立嗎？）網頁：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0mv9yb

（註7）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London: Penguin, 1999. p.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