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gzen Forward　 讓贊向前

（一）「故意殺人」是指故意殺害他人。一人的行為單純激起了他人自殺的願望，提昇了他人自殺的風險，並不當然構成故意殺人罪。即使自焚者真的聽取別人組織、策劃、煽動自焚，但如果最後也是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決定自焚，那麼自焚行為應歸責於自焚者。例如：鄧小平囚禁江青，激發了江青動念自殺，但鄧小平對江青之死不負刑事責任。

（二）觀乎中國刑法明文規定，自殺不是犯罪，引誘、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也不是犯罪。有些國家把後者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自然於法有據，用以制裁教唆和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但中國刑法卻無此規定。鑒於法無明文不為罪的「罪刑法定原則」，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不成立犯罪，絕不能跳躍地轉化為「故意殺人罪」來定罪判刑。司法解釋、紅頭文件均非法律，自不待言。即使現在修法，也不能溯及既往而生效，不能用來追究過去的行為。

（三）在目前中國刑法體系下，一人導致他人自殺而應論罪的情形，往往只侷限於「強暴、脅迫」他人自殺的情形，亦即行為人操縱了整個因果序列，讓自殺者唯有自殺才可獲得解脫。然而，中共由始至終講不出自焚的藏人如何被他人利用甚麼樣的方法「強暴、脅迫」，以致唯有選擇自殺，達成行為人殺人目的。中共的片面說詞只不過是：羅讓貢求與羅讓才讓兩人「利用其僧人身分和影響，常散佈自焚不違背教規教義、自焚者是英雄等言論，並聲稱自己有關係，能幫自焚者在境外得到宣傳、受人崇拜、提高自焚者及其家人的聲望」。然而，這些都不是「強暴、脅迫」的論據，充其量只不過是「引誘、教唆」而有待確證的論點而已。由此可見，中共公、檢、法毫無邏輯思維、一般常識和法律知識，不能實事求是，正是一群悍然違反刑法最基本的「罪刑法定原則」的「法盲」。

二、證據裁判原則：如果檢方無實質證據，依法在法院審判程序中，確證被告人從事犯罪行為，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然而《意見》卻只粗糙地指出：自焚者應按照具體情形，分別論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非法攜帶危險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等罪名。

但是證據何在？事實如何？犯罪構成要件為何？如何構成違法？如何偵查和審判？這些論述都完全欠缺。中共官方所公佈的資料不但沒有這方面的法律論述，反而顧左右而言他，大打抹黑渲染和混淆焦點的戰術，提出一些跟是否構成上述罪名完全無關的論點，例如：「經查明，2009年2月阿壩縣格爾登寺僧人扎白自焚後，羅讓貢求接受境外達賴集團藏獨組織新聞聯絡小組骨幹奪安、三木旦等人的指令，收集自焚人員信息傳遞至境外」；「自焚事件發生前，羅讓貢求、羅讓才讓都記錄自焚者個人、家庭信息和拍照，並當面保證只要自焚，就一定把信息傳到印度。事後馬上通過手機等工具，將自焚者照片、現場情况和家庭等相關信息提供給境外藏獨組織。」然而，這些指控的證據何在？這樣的所謂事實又犯下了甚麼罪行？跟上述罪名又有甚麼的關係？這正是中共下屬公、檢、法部門思維混亂、欲蓋彌彰的地方。

根據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故意犯罪行為只涉及客觀行為和行為時的主觀故意（例如危害公共安全的認知與意圖，這一點相當關鍵和必要），不涉及行為前和行為後的事實，也不涉及行為的動機（例如煽動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褻瀆佛教傳統等）。這些指控和說詞都跟「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14、115條）、「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刑法第291條）、「非法攜帶危險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30條）等罪的構成要件毫無關係，當然更不是證明被告人觸犯這些罪名的證據。如有確鑿證據，控方應拿出證據在法庭上跟辯方依法公開辯論，「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刑事訴訟法第6條），再由法院判決，而不可超脫在犯罪構成要件之外，想當然地用「直覺」和「渲染」等手法，認定自焚行為必然觸犯上述罪名。由此可見，中國公、檢、法的專業程度跟法治國家的標準相較，尚有萬里之遙。

三、無罪推定原則：凡需要提起公訴的案件，一律由檢察院審查決定（刑事訴訟法第136條）。只有當檢察院決定起訴，才會向法院提起公訴（同法第141條），再由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同法第150條）。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同法第12條）。這正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法律宣示。從上述法律明文規定可知，中國司法機關至少必須嚴格遵循上述程序，才可宣告被告人有罪，否則就是枉法瀆職。放眼事實，自今年8月中旬四川省公安把羅讓貢求和羅讓才讓分別「緝拿歸案」後，尚未由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本應被「推定無罪」，或者說「不得確定有罪」。

然而，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竟然在終審判決前，聯合發布《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宣稱「近期在藏區發生的自焚案件是境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連，有預謀有組織策劃，煽動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重大惡性案件，嚴重影響了當前藏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大局。自焚案件中的自焚者不同於一般的厭世自殺者，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並且對公共安全、社會秩序造成危害，其自焚行為屬於違法犯罪活動」，顯然是「未審先判」，為尚未偵查完畢、尚未審理判決、尚未依法終審的一系列自焚案件「定性」，甚至全部歸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連」所致，但又說不清誰人如何指揮誰人自焚。

公、檢、法如此高調地針對依法「不得確定有罪」的所有自焚者，在審判程序外公開定性為「違法犯罪活動」，顯然違反刑事訴訟法最核心的「無罪推定原則」，未審先判，公然違法。更離譜的是，所謂「自焚者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這種說法，簡直匪夷所思。按照中共的思維邏輯，「意圖分裂國家」的自焚者連自己的生命也不要，逝世後天地間也就少了一個「意圖分裂國家」的人，這樣對中共暴政來說不是更好嗎？為甚麼中共竟然會這麼緊張和害怕，聲言不准敵對勢力自我消滅？還要說這些人意圖分裂國家而要刑事制裁他們？這套道理說得通嗎？老子有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是一道中共暴政集團永遠無法回答的難題。退萬步而言，如果說自焚者可以通過自焚來誘使他人「分裂國家」，那麼這種因果關係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為何有人單純看到別人自殺，就會忽發奇想，部署革命，推翻中共，分裂國家？有問題的，究竟是自殺者，抑或是革命者，又抑或是中共本身？

四、司法獨立原則：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刑事訴訟法第5條、憲法第126、131條）。由始至終，這些法律條文的實際意義相當有限，因為中國共產黨及其各級政法委都不是「行政機關、社會團體或個人」，沒有登記註冊，沒有掛牌辦公，而是一直恣意干預法院審判，以及干預檢察院檢察的「幕後黑手」和「至尊霸王」。

因此，在中共一黨專政的「黨天下」體制下，「司法獨立原則」完全徒具虛名。

更妙的是，法院不僅不獨立審判，更加未審先判；檢察院不僅不獨立檢察，更加未調先檢。公、檢、法竟然聯合發布《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絕非單純解釋刑法條文，更加公告「近期在藏區發生的自焚案件是境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連，有預謀有組織策劃，煽動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重大惡性案件」。這種說法已經完全超脫法律解釋的範疇，逕行認定事實和作出法律定性。這不是單純由法院或檢察院獨自進行，而是由公、檢、法的全國最高機關「聯合」為之。如果把這種手法拿來跟薄熙來主政重慶時期「公、檢、法聯合辦案」的荒謬模式相較，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實已「進化」到「公、檢、法聯合共謀未審先判」的「化境」，把共產黨政法委隻手遮天的強暴醜態公然展露在世人面前，恬不知恥，足見薄熙來和當今中共執政高層針對法律的思維模式，本質雷同，無大差別。在這種思維模式下，自公安逮到自焚者的那一刻開始，一切偵查、檢察、補充偵查、審查起訴、審判、質證、上訴等程序都是完全多餘的。

原因無他，有了公、檢、法最高機關所聯合發布的《意見》，自焚者的終審判決書早就已經寫好，毫無商榷餘地，還能有檢察獨立、審判獨立嗎？《意見》也就成為了中共制裁藏區自焚者的「成文化」工具，也是再度否定「司法獨立」的鐵證。

筆者花了這麼大的篇幅談論刑事法律的四個基本原則，以及《意見》如何逐一違背這些基本原則，或許有人會認為筆者對中共要求過苛。然而，這些都是普世文明社會共同信守的最基本法律原則，絕非過度要求。又或許有人從漢、藏之間歷史、民族、文化、宗教衝突的角度來分析《意見》的意義和定位，雖有其道理，惜未中肯綮。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如果沒有過於沉重的壓迫，藏人根本不會選擇自焚。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肯面對現實，痛改前非，反而變本加厲，無情地支配公、檢、法最高機關，大言不慚，公然違反上述四大刑事法律根本原則，以及中國法律的明文規定，侵害人權，踐踏公義。這不只是對藏人的犯罪，更是對全體人類的犯罪，國際社會和中國公民絕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