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gzen Forward　 讓贊向前

歷史上，中國政府只有兩次嘗試直接統治西藏。每一次的嘗試主要都是軍事行動，也都遭遇激烈與重複發生的抵抗。第一次嘗試，是1910-12年中國軍隊短暫地佔領了拉薩，與西藏士兵巷戰後幾個月後，鎩羽而歸。那一次短暫的直接統治，導致了西藏的領導階層流亡，也造成了一次民族認同危機，還讓西藏人對於他們視為合作者的統治菁英中的一些人感到極為憤怒，雖然它也引發了現代化的努力。第二次中國試圖直接統治西藏是現代進行式，卻有著非常類同的結果，繼續遭遇到相當大的抵抗。

中國在1950年再度取得對西藏領土的控制權，九年後終於取代了傳統的西藏政府，開始了第二次直接統治西藏的嘗試。在頭二十年裏，中國對西藏的經營見到了三波重大的反對浪潮：1956-1958年在西藏東部、1959年在拉薩、與1969年在尼木與其他鄉村地方，另外還有流亡人士以尼泊爾為基地所進行的游擊攻擊，時間從1960年一直持續到1974年為止。上述事件主要由武裝反抗或非正規的軍隊、村里組織的抵抗隊伍，或游擊戰士所構成。自從1976年毛澤東過世以來，中國出現了持續將中國社會自由化的努力，對於多元文化、宗教、旅行等等的寬容度都更大了。在這樣情況下的藏人抗議主要是由街頭抗議所組成的，最明顯的是在1987年10月到1989年3月之間的四大示威活動，1989年到1996年的小型卻延續不停的示威活動，以及2008年3月至4月的抗議活動，至今仍然還在繼續。這兩個主要的抗議浪潮－－1989年3月與2008年3月的－－導致了主要是軍事行動的回應：1989年3月起拉薩實施了十三個月的戒嚴、2008年3月拉薩街頭與其他藏區的武裝軍警駐守戒備，已經十五個月了，直到寫作這篇文章的時間為止（2009年5月），仍然沒有解除的跡象。

1979年後的西藏示威浪潮並不是對共產主義教條的反應。它們在中國早已開始做一些毛澤東統治時期未能做到的事情－－改善基層經濟、向外面的世界開放、允許一些宗教信仰活動、慶祝文化多元化，以及鼓勵某種程度的知識活動後－－才開始。藏人的抗議活動在這個新的、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出現，不啻提出了困難的問題。它們也與中國本土典型的散沙化、受到經濟問題驅使的抗議活動不同，西藏的抗議是由分享著共同價值觀的單一民族之成員所採取的多次行動，而且抗議活動的方向，在反對中國國家統治這些區域的權利。對一些人而言，它們似乎是在中國目前的繁榮富裕中，為了追求地方的利益而投機式作法；另外的一些人，則認為它們構成了中國領導班子在非漢族的被統治者之中的正統性危機。不論採取的是哪一種看法，這些騷亂的週期性出現，對於現代中國之建國計畫，提出了至為重要的關鍵議題：這個計畫提供的是什麼？它能處理異質性嗎？它所包含的對象是誰？

2008年的西藏騷亂具有重大的政治衝擊。它鞏固了國際對中國作為專制政權的印象，就在中國似乎要在那年八月藉由奧運會擺脫這樣的印象之時；它把西藏議題拉抬到中美關係與中歐關係中幾乎最首要的部份；而它也導致中歐關係惡化，變成中國禁止歐洲各國處理或干涉西藏事務為主。它也導致了所有藏地重又出現大批的軍隊或武警於普通民眾之中，這樣權力的展示一定影響這些地方的人，使他們對中國國家的觀感更加負面。西藏的擾攘不安，再加上世界各地對於奧運火炬接力的抗議，也改變了中國境內對於政治應如何操作與考量的方式。中國境內官方媒體與民間輿論所出現的，對外國媒體呈現2008年事件方式之強烈攻擊，本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數十年來，如果不是數百年來，西藏人的政治動作都被他們的鄰國與其他有利害關係的群體重新塑造，以符合他們各自迥然相異、又相互矛盾的解釋。但這是網路時代所發生的第一次大型藏人抗議事件，而它們驅使了年輕的中國人，所謂的憤青，「憤怒青年」，以有創意的方式運用新科技，努力地想從國際或西方那裏，重新奪回漢族對此事件的話語權。

在這麼做的時候，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的中國愛國青年，創造出中國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的新連盟，並且將國內的輿論，甚至是黨與政府的政策，推到更加極端的立場上。這樣的立場，又反過來影響了西藏內部的政治觀感，從本來理論上平等的民族團體之社會主義協商模式，變成種族對立的模式，而後者往往是跟殖民政權的行政方式連繫起來的。另一個類似的改變，似乎也發生在中國負責西藏事務的決策者與評論者之間。在中國境內的藏人之中，看法可能是由日常生活的改變所影響的，例如愈亦增加的限制、關押、與軍隊的出現，但在中國境內，整體而言改變是由事件被代表的方式所驅使的－－修辭方式、媒體與公共討論的轉變－－創造出我在這篇論文內所討論的關鍵性的不對等現象。

在西藏地區進行研究的困難，意謂著這篇論文並不討論任何政治或社會詮釋中本應該最為重要的議題－－也就是參與者的想法與經驗之研究。(1)　相反的，我先處理的是2008年春天外界所知道的事件，並且評估這些事件的哪些方面，對於中國的政治領袖與政策分析者似乎才是最重要的。第二點，我再檢視這些事件呈現時所產生的衝突，以及局外人之間－－中國人、流亡者、西方人、等等－－對於這些事件應該如何詮釋與操弄所產生的爭論。

這篇論文的焦點，是在中國境內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流亡社區或國際場域中的事件。如同任何這樣的研究，在這裏所呈現的、與西藏事件有關的資料，都是臨時性質的，並且只提出來作為一般性的指標而已，因為尚沒有已經完成的真正田野調查研究，就算真有這樣的研究，大概也不會公諸於世。同樣地，中國人、西藏人、西方人等名詞，都是以它們最普通的意義在這裏使用，以作為指導性的指標，因為每個群體在為了民族（根據《牛津英文字典》的定義，是一個緊密的社群，「受到諸如共同的祖先、語言、文化、歷史或居於同一塊土地等因素所結合，以致於形成了一個鮮明獨特的群體）或國家（前引書，「構成民事政府基礎的政治組織」）辯護時，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想法、觀感、態度與利害關係。

(1) 關於抗議事件的藏人觀點，已經有兩本重要的作品集在西藏由私人付梓出版了，(a) 'Gar rtse 'Jigs med (ed.) Btsan po'i snying stobs (《無畏的勇氣》), Vol. 1 私人出版（大概是在安多，2008年），(b) 西北民族大學 《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編輯群（Drolma, Kirti Kyab, Tsering Dorje et al. )，Shar dung ri （《夏東日》）－－﹝英文標題：The Eastern Snow Mountain, Vol. 21 (2008)﹞這份期刊裏面大約有一半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收錄在A Great Mountain Burned by Fire: China's Crackdown in Tibet, ICT, Washington, D.C., March 2009, pp. 70-105.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火焚大山：中國在西藏的鎮壓》，華府，2009年3月。）


抗議的模式

就資訊流動的觀點而言，2008年的抗議事件與西藏先前任一階段的抗議都不相同。在1959年達賴喇嘛遠走他國之後的二十年裏，幾乎少有任何西藏人能夠逃離西藏，但自從一九八零年代早期開始，一年大約有兩千位藏人從西藏旅行到印度、或到西方去定居，形成了一個將他們與家鄉的親戚朋友連繫在一起的社會網路。當抗議事件在2008年3月的拉薩發生時，西藏境內普及的行動電話與網路科技允許了資訊快速地旅行到那些才剛剛出來流亡的藏人那裏，也到了像我這樣的觀察者這裏。

在中國境內，一個非官方的報導網路，由異議西藏詩人與網路作家唯色、與她的先生，漢人作家王力雄在北京設立，一些藏人知識份子把他們地區的消息傳遞出來，經過確認後公布在她的網站 woeser.middle-way.net 。這些情報大部份由駐北京的西方新聞記者，使用他們在當地的連絡人所證實或補充(2)，或者由以印度為基地的流亡組織、或由自由亞洲電台的藏語台、一家以華府為基地，並由美國國會所資助的廣播電台，這家電台的報導以電話訪談目擊者為基礎。流亡人士取得了、並且在網路上流傳了（甘肅夏河縣）拉卜愣寺、（甘肅）瑪曲、（青海）海南州魯倉寺（Lutsa monastery）和平非暴力抗議的視頻資料。西方的新聞機構取得了在拉薩所發生事件的視頻資料，或者親派記者到拉卜愣寺（英國《衛報》，3月1日），或在夏河縣博拉鄉（Amchok Bora，加拿大電視網的史帝夫‧趙於3月15日）拍攝抗議事件。這個調查裏，我只將有目擊者證實的消息，或那些清楚有不同消息來源，顯示內含第一手情報的細節材料包含進來。

證實這些消息的過程比起從前容易了，因為中國當局在2008年西藏騷亂之初時就採取的一個新政策，試圖取得話語權（control of representations）：官方媒體幾乎總是在十二個小時內就回應外國媒體所報導的任何一件西藏事件，通常是證實外媒報導梗概，但定的調子卻不同。在一件或兩件的案例中，剛好西藏的抗議者似乎為惡的樣子，例如涉及到暴力的抗議活動，中國的官媒就會搶先西方的報導。在四川的兩個例子中，報導說警察開槍擊斃抗議者，但除了其中一件以外，這樣的說法第二天就被撤回了(3)，他們不承認殺死任何抗議者。拉薩的抗議、3月14-16日甘肅南部的抗議活動，在中國的電視頻道上播放，但是只有抗議者展示暴力行為的才會出現。(4)　就這樣，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國境內出現了數量相當多的藏人抗議的官方報導，包括鄉下地方所發生的事件在內。這些官媒的報導把示威者刻畫為相當負面的人物，但是他們在如此做的時候，也證實了唯色與其他人所收集的初步資訊。

交替檢驗這些消息，很清楚，從2008年3月10日至4月5日的三個半星期裏，至少有九十五個分別的抗議事件在中國境內的藏區發生。所有抗議事件加總起來的數量，很有可能至少是一百五十件，鑑於在偏遠鄉村地區許多事件可能沒有受到報導，特別是在甘南（Kanhlo，甘肅省南部的一個藏族自治州(5)）。

這樣的數字，比較起每一年據說在中國發生的八萬件左右、為了土地與貪污問題所引起的農村抗議事件、似乎是很微不足道的，而中國農村所發生的種種抗議活動也往往包含了暴力，卻明顯然不被中國政府或黨認為是主要的政治挑戰。為什麼中國當局將西藏的抗議活動分開來對待，視為一種需要跨區調動軍隊來加以回應的事件？其中一些理由是很清楚的－－西藏的抗議有一致的目標，顯示出可能有組織的跡象，擁有民族與宗教的面向，還對國外有影響力，可以在國外號召支持，也質疑了中國政府統治的權利，而不只是抗議地區官員過份的行徑。其他的因素則由一些統計數字指出：在清楚而明白地公開表示反對中國的統治的意義上，這是十二年以來西藏地區第一次發生的街頭抗議活動。之前的兩年也曾經發生過小型的事件－－2005年11月拉薩哲蚌寺曾經發生反對限制宗教的靜坐抗議、2006年甘丹寺的僧人之間為了一個有爭議的教派而發生衝突，同一年也發生了對於生態環境與野生動物議題的象徵性抗議動作，2006年在拉薩也發生了針對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抗議，2007年7月因為族群衝突而發生的之臨時性、沒有事先組織策劃、快速形成的群體暴動（flash-riots），2007年10月發生了為紀念達賴喇嘛收到美國國會的金質獎章，而象徵性地重漆了他曾經住過的地方的事件。但西藏人為了反對中國統治而走上街頭做政治性的抗議，即使是非常小型的事件，都在1996年戛然而止了，顯然是因為維穩部隊（穿著便衣的隊伍、布署守候在大昭寺週圍、也是拉薩主要抗議事件發生的地點）愈來愈迅速地對這些事件做出反應，而抗議者被求處的刑期相當嚴重（任何公開抗議，不論時間多短，平均的刑期大約是六年半），都造成抗議代價過於高昂、不值得進行，特別是這類事件的消息很少傳遞到外界、或吸引媒體的注意。拉薩沒有發生大型又明擺著反對政府的街頭抗議，已經十九年之久了。

在那些年歲裏，西藏地區的經濟是歷史上成長最快的時期，西藏自治區已經連續十四年每年都有兩位數字的GDP成長，這是北京猛烈地專注於基礎建設發展、拉抬GDP數字、以及對中國西部、特別是西藏自治區挹注以補助款之政策所導致的結果。在中國境內，似乎這些就被當成藏族已經心滿意足的證據。還有，西藏地區的領導人不只向北京稟報，也向公眾宣傳，說因為經濟已經大幅進步與其他因素，如密集的政治教育等等的結果，藏族愈來愈支持中國政府，不但不再對達賴喇嘛感到興趣，也不想要再反對政府了。這種地方領導人物隱瞞誤導的習慣，特別是中央相信這樣的報告的現象，對於中國當局如何處理西藏議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種中央－邊緣資訊不對等，解釋了2008年的抗議活動在中國境內擁有不成比例的高衝擊力；如果不曾鼓勵錯報當地的民情，政府應該早就可以預測到西藏將會發生騷動。無論如何，這些抗議事件似乎已經駁斥了前述的假設，也似乎就是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即構成對少數民族政策之基礎的假設，那就是財富愈增加，社會就會愈有秩序，也會增加對於提供財富者的效忠，亦即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

(2) 對於西藏的報導，駐北京最重要的西方新聞機構是《泰晤士報》（倫敦），它已經建立起自己的消息情報網路，《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都有獨立的消息來源來證實他們所收到的報導。某些事件的消息，例如在拉薩或北京發生的事件，都是直接傳送的。

(3)中國當局承認在3月16日殺死四名在阿壩的藏人抗議者。(see "URGENT: Four Rioters Shot Dead Sunday in Aba of SW China, Police sources, " http://www.highbeam.com/reg/reg1.aspx? full=yes&refid=ency_prev&origurl=/doc/1P2-15586314.html) （新華社2008年3月20日，〈要聞：公安消息來源說：四名暴徒星期日在中國西南方的阿壩被擊斃〉）。這個消息在第二天沒有任何解釋地，就被"Police: 4 rioters wounded in Aba of Sichuan," (http://www.china.org.cn/2008-03/21/content_13190976.htm)〈警方稱：四名暴徒在四川阿壩受傷〉所取代。）（譯按：香港《聯合早報》2008年3月21日有一條〈暴徒搶槍，四川阿壩警方開槍自衛〉的新聞。）而原來的報導已經無法再從中國官方的網站上看到了。

(4) 請見"The True Account of the Violent Events of Beating, Smashing, Looting, and Burning in some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acture" （《甘南藏族自治州某些鄉鎮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真相紀實》），這是一份甘南電視台所拍攝長度二十分鐘、以中文配音的視頻資料合輯，當時由中國當局發給外國記者。

(5)新華網北京4月1日，李斌、李亞杰，〈達賴集團組織策劃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內幕〉內文提到：「從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肅四個藏區發生打砸搶燒事件150起」。並且在「人權觀察」組織3月9日的報告 "China: Hundreds of Tibetan Detainees and Prisoners Unaccounted for," （〈中國：成千上百的被押、被囚藏人不知所踪〉）中引述。唯色博客 www.woesermiddle-way.net 在3月24日的紀錄中提到：（據新華網甘肅夏河3月23日電）「記者從甘肅甘南藏族自州政府瞭解到，在此次事件中，甘南州105縣市直屬部門、27個鄉鎮及113個鄉鎮所屬單位、22個村委會受到衝擊。」以華府為基地的西藏支援組織，「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估計從2008年3月10日到6月22日，約有130件抗議事件。(Tibet at a Turning Point: The Spring Uprising and China's New Crackdown, ICT, Washington, D.C., 6 August 2008, pp. 19-22. （《西藏在轉捩點上：春天起義與中國的新一波鎮壓》，2008年8月6日，頁19-22）。



地理的政治學

這些抗議的細節，指出了為什麼這些事件對於中國的領袖具有非比尋常的政治重要性。一九八零年代晚期所發生的事件，大體上都是在拉薩發生的，然而這些新的事件卻涵括了整個西藏高原。在1987年到1996年之間，共有213起政治抗議事件從西藏被報導，其中160件受到證實(6)，但其中只有5件是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地方發生。2008年的抗議潮中，95件被報導的事件中，只有22件在西藏自治區發生（包括了西藏自治區極西邊與北邊地廣人稀的地方），75件發生在西藏高原的東部地區，不是在東北部傳統上稱之為安多的地方，就是在東部傳統上稱之為康的地方。若以中國現在的行政區域來統計，青海省發生了三十件，四川省有二十三件，甘肅省南部有二十二件。這意謂著，在中國五個擁有藏族自治區的省級的行政體系裏裏，只有雲南省沒有發生抗議活動。在村級與鄉級所發生的事件，因為尚未受到證實，所以並沒有被包括在這些數字裏，也都是發生在西藏東部地區，而2008年4月以後所發生的四十件或更多的抗議活動，也都是在東部地區。

這個事實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顯示了示威表示不滿的地區比起過去已經更加擴大了。位於西藏自治區之外的藏區，在一九八零年代奉行的政策比西藏自治區溫和許多，以致於有時候它們被描述為民族與國家和諧相處的可行範例，又是地方自治與文化尊重的實際榜樣，甚至西方的記者也這樣認為。(7)　只有在這些地區才有說藏語的中學（西藏自治區裏連一所都沒有），他們也不受到1989年戒嚴令的影響，這些地方的領導階層裏，藏人的比例也比較高，而其行政的模式似乎也比較自主化。一般說起來，這裏有比較大型的寺院，在宗教的信仰上也比較少受到干涉，還有許多以藏文出版的刊物，還有以藏語為媒界的文化與智識活動－－西藏作家、詩人、非官方的雜誌、出版社、導演、博客作家、音樂家在這些區域都十分活躍，主導了藏人的文化生活。每個藏人都知道至少從1987年的抗議開始，西藏自治區的限制就比東部藏區的更多，而外國學者的田野也幾乎只限於這些東部地區才能進行。外國遊客自從1989年以來沒有辦法合法地以個人身份進入西藏自治區，但東部所有的藏區則對個別的外國旅客開放，不用申請特別的許可，至少十年前如此。以常識來判斷，自從一九八零年代以來，西藏東部地區比起西藏自治區，應該對中國國家的滿意度較高，而失去了那樣的支持，顯示了在那些地區的西藏人民在忠誠上有了重大的轉變。

讓中國的決策者也許對康與安多騷動增加感到擔憂的，還有其他的原因。雖然這些地區的書寫語言，幾乎與西藏中部地區相同，然而口語的方言幾乎是彼此不能相通的。在中共接收這個地方之前，此地的社會系統也跟西藏中部不同：西藏中部地區貴族所擁有的大型莊園，在東部地區是幾乎沒有的。而且歷史上，大部份的東部地區已經不受拉薩統治有百年之久。在二十世紀早期，拉薩政府短暫地收復了康的部份區域，但康的東部區域與整個安多區，已不受拉薩控制至少兩百年之久。雖然拉薩當局在1913年的西姆拉會議裏包括了它想要在這些地方保持一個特殊的角色或利益的條款，當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至1959年接收這些地方的時候，拉薩沒有正式表達抗議，只有等到中國軍隊越過金沙江進入現在的西藏自治區時，才講起受到入侵。西藏東部與西部同時爆發抗議活動，只有到了一九五零年代晚期才發生，而現在這個現象又再度重演，不啻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8)

抗議事件之東西疊合，這個非比尋常的特徵，只有在我們思考這些示威者所作出的要求時，才更為清楚。三月十日哲蚌寺僧人上街遊行，據說他們有三個具體、非政治性的要求，例如要求釋放五位在2007年10月因為前面提到的重新粉刷達賴喇嘛前住處事件而被關押的僧人。3月16日西北民族大學的學生抗議活動，拉出的布條僅只簡單地說：「藏人休戚與共」（Bod mi'i skyid sdug mnyam myong）。然而這樣小心翼翼的措詞是非比尋常的。特別是在3月14日以後，抗議活動似乎不再有什麼組織，也很少表示單一或特定的要求或口號，更不用說策略上有經過什麼精密計算了。描述示威者喊口號、提要求的絕大多數報導中，說許多呼求與達賴喇嘛有關－－一幅手寫的布條寫著：「邀請尊者，爭取自由」（Gong sa gdan zhu／rang dbang rtsol）－－而許多抗議的照片顯示著人們高舉著西藏流亡領袖的圖像。這個與抗議者在一九八零年代晚期的口號截然不同，當時他們典型呼求的是獨立，還有中國人離西藏。這大概是反映出達賴喇嘛在過去二十年改變了西藏議題的政治焦點的程度－－從獨立轉變成為與中國當局協商。它也顯示了海外的藏語廣播電台－－以美國與挪威為基地的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西藏之聲，從一九九零年以來，每日提供了海外的西藏相關事件之報導－－傳達消息之範圍廣泛。但是使得達賴喇嘛在西藏境內地位愈亦崇高，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共攻擊他的政策，這個政策只有在1994年才開始，當時中共決定把西藏議題簡化為只是他個人的地位問題，重覆地在媒體上攻擊他，還要求僧人、阿尼、與其他人譴責他。

許多事件的報導都描述了人們大喊西藏獨立：重要的是，這些抗議事件顯示了藏人之間有一種廣泛的看法，那就是西藏在過去是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已經確知，至少在十一個事件裏，抗議者拿著西藏國旗，這個旗子在中國是嚴禁的，而且展示它是極度危險的一件事（1988年12月，拉薩的武裝警察近距離射殺了兩位藏人，就因為他們展示了旗子）。2008年的抗議事件中，十個展示國旗的例子，發生在西藏東部地區－－大部份在該旗幟從來沒有飄揚過的安多部份地區，也是數世紀未受西藏政府統治的地方，在1949年以前這個地區的人並不認為他們是西藏這個單一政體的一部份。西藏國旗的使用並不必然顯示（如某些人這樣以為）這些抗議者是在要求獨立－－然而達賴喇嘛的圖像幾乎在每一場抗議裏都出現，顯示著，像他一樣，他們認為西藏過去是獨立的，但還是接受一個妥協的方案，即使有些人希望未來能夠獨立。但它們的確表示了這是西藏民族主義的一種現象，還有西藏作為一個不同民族的觀念比起二十年前更加廣泛普遍了。

(6) 見"Demonstrations September 1987 to August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Background Papers on Tibet -- September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September 1992,（西藏資訊網，1992年9月，〈1987年9月至1992年8月的示威〉，《西藏資訊網西藏背景報告書：1992年9月》） "Reported Demonstrations 1992-93: List," TIN News Compilation, October 1993--Reports from Tibet 1992-3,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October 1993, p. 31. （西藏資訊網，1993年10月，〈1992-93年有報導的示威活動：清單〉，《1993年10月西藏資訊網新聞合輯－－1992-3來自西藏的報導》，第31頁。）

(7) 例子請見：Fred Lane, "The Warrior Tribes of Kham," Asiaweek, 2 March 1994.　（弗來德‧蘭恩，〈康的武士部落〉，《亞洲週刊》1994年3月2日。）

(8) 安多抗議事件的發生地點，似乎與過去曾經與解放軍發生重大衝突的地方，或者1957-58年鎮壓運動（平叛）造成死傷慘重的地方，有密切的關連。這些事件的回憶錄，最近才剛使在西藏流傳，其方式不是以口述傳播，就是以非官方的出版品，如Nus Blo, Nags tshang zhi lu'i skyid sdug（那倉‧努旦洛桑《那倉男孩的辛酸史》，又譯《一個藏人的童年》），由作者在2007年於西寧自費出版，還有Rin bzang gi mu 'brel zin tho （《Ringzang的系列筆記》），包括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zhi ba'i bcing grol （《我的家鄉與和平解放》）；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gzab nya （《我的家鄉與仔細聆聽》）；Blo bzang Don 'grub, Nga tsho'i mi rigs dang nga tsho'i bsam blo （洛桑頓珠，《我們的民族與我們的想法》），大概都是在安多由私人自費出版的。


階級與抗議

圖說：俗人、僧眾、尼眾與學生參與抗議的圓餅圖。


2008年的抗議事件還顯示了另外一個與前期抗議活動迥然相異的地方：參與者來自各行各業與各種階級。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在拉薩發生的政治抗議事件，都是由僧人與阿尼所領導的，俗人偶爾參與時，他們通常是來自小商販的這個新興階級－－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才剛獲得再度信仰宗教的許可，並且在聖城大昭寺附近的街頭市場裏開設小店鋪的城市商人－－1993年時，有七個政治事件是由農夫在村子裏發動的；廣為人知的、1988年有兩個學生受到逮捕；而至少有兩個象徵性、非政治的抗議是由學生在1989年與1993年所發起－－但一般而言，參與者的出身背景是相當狹窄的。這個現象似乎必須為中國決策者之所以決定增加藏人中產階級的人數與財富（這些人不超過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五至十），好收買人心、減少抗議，負起部份的責任，這個關鍵的理論也是他們決定1992年以後增加西藏政府僱員的薪水、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的原因。

但即使是從我們可以得到的粗略報導中，很清楚的，2008年的抗議事件有更多不同階級的人參與。九十五件受到報導的事件中，有百分之三十發生在村子或鄉里中，而且一旦有更多資訊流傳出來，鄉村地區所發生的事件件數，很有可能比以上的數字高出甚多。這一定意謂著相當高比例的農民參與了，而且在某些案例裏，游牧人也參與了。其餘的事件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縣裏，這些地區往往總人口只有五千到一萬人，而這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可能會被認為是鄉下的社區。這意謂著在中國的官方術語中，這些事件會被歸類為農民鬥爭或起義，而它們是由傳統上被視為黨的權力基礎來源的人所發起的－－理論上在一九五零年代因為中國直接統治而短暫地得到土地、並且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再因為人民公社解散，獲得最大好處的社會階級。

僧眾與尼眾在上一波的抗議潮中，發起了絕大多數的抗議活動，所以在一九九四年，一個在北京召開的稱之為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把西藏所有「宗教專業人士」視為潛在的政治可疑分子，加以鎖定後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這就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思維，從1996年5月開始派黨內官員所組成的工作組，到每個僧院、尼寺中要求出家人寫下對國家宣布效忠、譴責達賴喇嘛的書面聲明。西藏的僧尼名額已早已經被凍結，不會再增加，而每一個寺院中的出家人的人數也是固定的。拉薩甚至還出現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僧尼沒有得到事先許可，不得進入公家機關，如西藏大學等等。這樣的排查似乎是打算要管理發生抗議的主要來源。但是2008年春天的抗議行動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事件完全是由僧尼所組成；其他事件都是由俗人所領導，不然就是由大批的俗人參與的。三月十日開始，僧人組織了前三天的抗議活動，但從那時候以後，絕大多數的事件都是由俗人所主導的。這一點就是與先前的抗議模式不同之處。

在前一波的西藏抗議潮裏，菁英分子少有參與－－官員、喇嘛、大商人、俗人的知識份子。現在我們３也不清楚，這個群體裏的人，是否曾經參與2008年的抗議活動，然而最初受到報導的九十五件抗議活動裏，有十七件是由學生發起的，包括擁有藏語系的五所少數民族院校的四所在內（這是中國特別用來訓練少數民族幹部的特殊學校）。當局在抗議之後所進行的嫌犯掃蕩中，我們發現了知識份子兼歌手加羊吉（Jamyang Kyi）、作家與博主更嘎倉央（Kunga Tsangyang，剛尼）、貢卻才培（Kunchok Tsephel）、羅桑格德（Lobsang Kirti）、圖桑（Thuksam）、卓日次成（Dokru Tultrim）、洛珠旺波（Lodro Wangbo）、江央平措（Jamyang Phuntsok）、根雪樂嘉措（Go Sherab Gyatso）；電影製作人當知項欠（Dhondup Wangchen）；歌手達貝（Dabe）、卓瑪姬（Drolma Kyi）、恒周（Lhundrup）、丹增（Tenzin）、扎西東知（Tashi Dondrup）；教師巴千洽（Palchen Kyab）與索朗（Sonam）；喇嘛普布澤仁（譯：布絨朗仁波切）；以及愛滋病教育工作者旺堆（Wangdu）。

這意味著2008年絕大多數的事件大致上都是鄉村的、大部份由俗人所發起，有重要的菁英參與或支持。這些數字並不能解決抗議者所代表的西藏人口比例問題－－中國有一個統計是，參與抗議事件的人約有三萬人，是藏族人口的0.5%。但很清楚的是，範圍相當廣泛的社會群體與不同階級都以相當重要的方式在這些事件中被代表了，而整個藏地，穿越空間、階級，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相信西藏過去是個不同的國家的這些信念，已經頗為普遍地傳播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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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987-1996年、2008年3-4月抗議事件中發生暴力之種類與程度

1980年代與2008年抗議事件中所發生的暴力	1987-1996	2008年3-4月
外界所知的所有政治抗議活動總數	約200件	至少95件
非暴力的抗議次數	約190件	約77件
主要是俗人抗議的次數	約7件	約50件
暴力抗議的次數（以及在俗人抗議中的百分比）	3次（43%）一	18次（36%）二
抗議者攻擊平民的旁觀者（死亡人數）	0次	2次 （18人死亡）三
抗議者攻擊國家的財產	3件 （包括焚燒警察的車輛，其中一次包括焚燒一個派出所）	18件（包括焚燒車輛、派出所、政府辦公廳與其他建築物）
抗議者攻擊平民的財產	1件（包括掠奪少數的漢人店鋪） 四	4件（包括焚燒與掠奪漢人與回人的店鋪）五
抗議者攻擊軍警人員（死亡人數）	3次抗議（1死）	18次抗議（2死）六
遭到軍警開槍而死的抗議者	估計75到150人	估計30到219人

註釋：數字皆是估計值。
一、1993年拉薩附近農村的抗議事件中，亦曾經發生小型的暴力事件，然而關於這些事件的詳情依然不明確。
二、注意到2008年大部份的暴力事件都發生在拉薩市裏、或拉薩附近、在四川、或者甘肅南部。甘肅的抗議中沒有人死亡。
三、十八人死亡發生在三月十四日的拉薩暴動中，其中有132座建築物受到燒毀，而3月15日拉薩東邊的達孜縣德慶鎮所發生的較小型暴動之中，共有23座建築物被燒毀。11位漢人與1位藏人在藏人的縱火事件中被燒死，縱火者也許不知道這些商店是有人在裏面的。其他六個人的死因不清楚。
四、這個數字並不包括藏族對回族所進行的偶發性族群暴動（不是政治性抗議）。
五、對於漢族與回族民工的財產所作的攻擊發生在拉薩（3月14日）、達孜縣德慶鎮（3月15日）、瑪曲（3月16日）、阿壩（3月16日）。
六、3月14或15日於拉薩或德慶鎮的暴動中，有一個警察死亡，3月24日可能有一個警察或軍人死於四川爐霍。有許多受重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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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的分類

2008年的抗議活動，相當與眾不同的特色是發生了相對高量的暴力。當這些事件被絕大多數媒體再現時，此暴力變成了主要強調的重點，特別是在中國，並且被用來作為塑造主流意見的決定性因素，不同的團體不是誇張它，不然就是否認它。然而，2008年抗議事件中所發生的暴力，應該與先前規模、組成人士都類同的事件相比較，因為暴力在西藏通常是發生在大批的俗人參與、或者鄉村地區的事件裏發生。在2008年的抗議事件中，每一次抗議參與者的人數，都比前一波的抗議事件裏，多出數倍以上，每一次的事件中都大概有一百個人參與，如果不是更多的話，然而在過去抗議事件的參與者往往只有二十位左右。2008年的抗議事件超過一半以上，有俗人的參與，對比前一波的十分之一。規模龐大、絕大多數都是俗人參與的抗議活動、最後導致暴力事件的發生，這是正常的事情：首先他們對抗的是公安武警，然後再對付政府財產，最後，如果不受警察攔阻的話，再對付移民的店鋪。(9)　一個粗略的比較顯示在2008年俗人佔絕大多數、鄉下的抗議事件，最後導致暴力事件發生者，大概是36%，比起一九八零年代的43%少多了(10)。然而，因為三月十四日、十五日拉薩與（達孜縣）德慶鎮抗議者攻擊所造成的平民旁觀者，主要是漢人的死亡人數，卻比任何先前的事件都來得高。

2008年抗議事件中，關於藏人抗議者被警察軍隊開槍打死、或者後來在羈押期間死亡的人數，有過非常激烈的爭辯，造成這個數字從八人到兩百人不等。中國當局承認軍隊在四川的兩次抗議事件裏為了自衛而開槍，但卻說拉薩的軍隊沒有使用任何槍枝，這一點與好幾位目擊者的報告矛盾。中國當局在數次不同的報導中說，有八個藏人抗議者不是在抗議過程中、不然就是在之後不久死亡，但不是暗示他們的部隊不必負責，就是在後來更改了這些報告。(11)

表格：2008年3-4月抗議事件死亡人數估計值：

2008抗議之死亡人數	PRC官方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西藏流亡政府
藏人抗議者（被軍警殺死）	8	140一	219
旁觀者／平民（被抗議者殺死）	18	18	未給
軍警（被抗議者殺死）	1	2	1

註釋：一、流亡者所給的最詳細紀錄裏，說明至少有八個藏人在三月十六日於四川阿壩被槍殺；四月三日在四川甘孜州附近的煌源有十人死亡；三月十八日在四川甘孜有四人死亡；三月十六日在四川稻城有三人死亡；三月十五日在拉薩附近的林周縣有一人死亡；三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的爐霍有一人死亡。

如果我們檢驗抗議事件的分類的話，2008年抗議事件之與眾不同更加明確。我們可以大略把它們分成六個種類：

(1)和平步行。這些是事先組織的抗議活動，針對的是特定的限制或政策，其中大批的人，通常為僧人或尼眾，聚集在一起，進行步行或者靜坐。這就是三月十日、十一日哲蚌寺與色拉寺的僧人所做的，也許是仿效著緬甸僧人抗議的模式。這些事件主要是和平的，除了警察試圖逮捕他們時候發生拉扯衝突之外。

(2)烏合之眾的暴動。因為一個謠言或者當地所發生的一個事件，人群自發地、快速地形成，如2008年2月21日在青海熱貢所發生的抗議事件，以及3月14-15日拉薩與達孜縣德慶鎮所發生的事件。(12)　這些活動通常沒有明確的焦點，傾向於破壞財產，如果沒有公安武警有效地制止的話，可以持續很久。他們沒有明確的領袖、目的、或者口號，而且似乎觸及了一般的不滿或偏見，所以常常帶有民族的面向。

(3)聲援別的地方發生的抗議事件。這些是在鄉村小鎮裏有焦點的抗議活動，以作為對於在別的地方所發生的事件或者週年紀念日的回應。這些事件傾向於擁有廣泛共享的目標與口號。它們也許還有自己製作的布條，而且通常以前往某個特定地點的步行活動開始，可能是政府的建築物或辦公廳。它們也許會導致針對財產或者人員的暴力，通常是政府的財產。2008年3月在（青海化隆回族自治縣）魯倉寺、德查寺、與（甘肅）拉卜愣寺，還有（西藏自治區）林周、達孜、墨竹工卡，（四川）阿壩、（甘肅）卓尼、迭部、碌曲等地所發生的抗議，都屬於這個類型，以標記1959年的起義週年日、或者回應拉薩三月十四所發生的事件。

(4)反對當地所發生的事件之抗議。這些也是在鄉村小鎮裏有焦點的抗議活動，但所回應的是當地所發生的特定事件，特別是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例如逮捕了當地寺院的僧人等等。再度，群眾的要求與目標，相對而言，是相當具體的。這種抗議發生在2008年4月初，在三月底愛國主義教育工作組、或者搜查部隊進入地方的寺院以後，就在（四川）爐霍、煌源、（甘孜道孚）靈雀寺、（西藏自治區）墨竹工卡以及其他的地方發生。

(5)表達休戚與共的抗議。這些是守夜或者步行的活動，為了表達與在之前抗議活動中受苦難者感同身受。民族院校裏的學生抗議活動就屬於這類。這些是和平的，未受警察強力驅散的。

(6)單人抗議。這些活動只有單一的個人或者人數非常少的群體，通常是僧人或尼眾，在小鎮的中心舉行的象徵性抗議活動，往往只拉出一個布條。這樣的動作，不啻於將自己置於逮捕與毒打的命運，只為代表了整個社區的心情，或者是為了一個理念原則，從2008年3月以來愈來愈常發生在四川。這些活動往往是由女性發動的。這種活動一成不變，皆為和平的（雖然2009年2月27日在阿壩發生的事件裏，涉及了自焚的動作）但一定導致了立即逮捕，而且是非常殘暴地被逮捕，而且在某些例子裏，抗議者據說還受到槍擊。

第二類的烏和之眾暴動在西藏並不是首次發生。1987、1988、1989年的拉薩暴動都是反對中國政府的，而不是受到族群敵意所驅使；1995年拉薩所發生的小型暴動、2002年青海尖扎、2007年7月青海果洛，則是明顯的族群衝突，這些例子中是針對回族穆斯林。廣泛的暴力動作、族群攻擊是此類抗議事件的常態，不論是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皆如此。第六類的單人抗議活動則與一九八零年代所發生的絕大多數抗議事件類似。第四類的抗議形式則往往在鄉下地區發生，也是涉及暴力的，在去年的藏地大大地增加了，但在大體上與中國各地所發生的無數抗議活動極為類似。如果單就此種類型來考慮，它們也許對中共領導人物而言，沒有太過費心的必要，因為它們並不隱含著組織協調，而且在理論上可以只藉著地方政策改弦更章，或者懲戒、替換地方官員，就能避免此種的抗議產生。

然而，其他三類的抗議活動，卻是新的：大批僧人有組織地進行緬甸式和平步行、靜坐；村里為了數百英哩之外的事件、甚至數十年以前所發生的事件，想表達支持而進行抗議；還有菁英學生明白表示同情而行動。2008年3月底以後所發生的大部份抗議活動，不是第五類就是第六類－－為了回應地方官員針對三月事件採取的行動（特別是再度派遣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武警軍隊進入地方寺院）。這些抵抗的形式，使得先前不參與暴動的人口之絕大多數也參與了，而它們暗示著對於歷史的覺識、整個西藏消息的快速傳播、還有共同的信念。尤其是第三類的鄉村抗議事件，代表了人數最多的藏人人口－－西藏自治區百分之八十五的藏人都住在鄉村地區。鄉村中往往沒有有組織、和平抗議的傳統，因此這裏發生事件的話，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很可能的，雖然達賴喇嘛不斷呼籲大家非暴力。

從這裏，我們可以指認出2008年抗議事件非比尋常的特徵：烏合之眾所引發的暴動中，暴力發生的程度更加嚴重了，但這是因為新的抗議活動比較起從前的事件，每一次都有了更多的人員參與；更多的俗人成為抗議事件的參與者；更多鄉下人、學生、有組織的僧人；整個高原上消息傳遞地更快、而且擁有一種休戚與共的感覺。如果我們把這個跟事件在地理上、社會階級上的散播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的抗議事件指出了先前靜默的藏人俗人階級，已經政治化、激進化了，特別是西藏東部地方的農夫與牧人，由新興的都市中產階級的學生所支持，也由愈來愈成熟的寺院團體所支持。

(9) 1989年3月5日的拉薩抗議、和2008年3月14日的拉薩抗議，皆見到暴力從本來對公安警察的攻擊，升級變為對漢人店鋪的廣泛攻擊，因為至少好幾個小時當局只派少數警察，或者根本沒有派警察維持治安。青海政協主席白瑪說：「很遺憾拉薩當局在三月十四日的暴動的頭幾個小時沒有採取堅定的行動來控制局勢，」以及「高壓與專橫的策略只會製造更多敵意」（Shi Jiangtao, "Solution over Tibetans is 'more control,'" South China Monring Post, 26 April 2008. 《南華早報》史江濤，〈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是「更多控制」〉，2008年4月26日）。

(10) 1987-96年的抗議活動只有很少人參與，大約一次十到二十人左右，甚至更少，幾乎總是僧人或尼眾。在這些事件總是和平非暴力的。

(11) 中國當局說有三位抗議者於3月14日或15日死在拉薩（「其中一位在警察逮捕他時，跳樓死亡」，「另兩位則在混亂中受傷」，Materials on March 14 Incident in Tibet (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2008, p. 32）；3月16日有四人在阿壩被擊斃（此報導在第二天就被移除了，見註3）；而名為丹達的藏人是「在家等候審判期間」「得病」而死於拉薩城（"Police violence video a lie from Dalai Lama group," China Daily, 24 March 2009 《中國日報》：〈警察暴力視頻錄像是達賴集團的一個謊言〉，譯按：可參考BBC的報導： 〈中國：西藏毆打視頻屬“謊言”〉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60000/newsid_7962900/7962915.stm）

(12) 熱貢事件之來龍去脈請見Charlene Makley, "Ballooning Unrest: Tibet, State Violence, and the Incredible Lightness of Knowledge," in Kate Merkel-Hess, Kenneth L. Pommeranz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a in 2008: A Year of Great Significa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p. 44-56.（莎琳‧梅克里，〈騷亂的急速擴大：西藏、國家暴力、與知識難以置信的輕〉，收錄於在凱特‧梅克爾-漢斯、彭慕蘭、華志堅編緝，《中國，2008年：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2009年，第44-56頁。）



圖說：2008年3月10日到4月5日每個省份每日發生抗議事件的數量長條圖。圖中單日抗議事件發生量最高的，是三月十七日。所有的數字都是還可能會變動的，其來源是根據的是網路與媒體的報導，包括尚未確認的消息在內。
解開代言與原因的糾結

那麼，為什麼有關於2008年抗議的討論有這麼多的篇幅都是集中在暴力的問題之上？對於政治領導人物而言，主要的問題是、或者應該是，政治活動與政治意識為什麼在西藏人之間如此廣泛地傳播。暴力的敍事法不但幫忙兩邊避開了其他的問題，又鞏固了他們的立場。從一個藏人的角度看來，暴力是中國國家機器所犯下的，並且曝露了它是一個壓迫的政權，在此同時，它也讓抗議者的暴力顯得義正言辭。從一個中國的角度看來，暴力是藏人民族主義者所犯下的，也解釋了強力的軍事舉措是有必要的，又在另一方面（沒有清楚原因的）繼續火上添油地說騷動是外在勢力唆使的。事實上，除了暴力作為影像可以對情緒造成衝擊之外，卻無法解釋抗議發生的原因，因為除了那些直接導致動盪的事件之外，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的理由。要解釋騷動的來龍去脈，只有兩個辦法，不是去找出組織性地唆使煽動的證據，就是研究系統性的理由，如政府的政策、或社會狀況等等。然而在西藏的例子裏，這些問題的研究大致被媒體裏爭吵著騷動之意義與性質的討論所取代了。所以有關於它為什麼會發生之原因的論點論據，變得與它們被描述的方式無法區別了。在這個案例中，代言（representation），甚至公開的操弄資料，被每一邊利用，以作為規避回答為什麼會發生抗議的問題的藉口。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媒體上少有騷動發生原因的嚴肅討論。(13)

對於分析者而言，考慮2008年的事件是否受過組織策劃，確實有合理的根據。它們包括了類似的政治活動在相距遙遠的不同地點同時發生，而且到了一個前所未見的程度。三月十日發生了五個類似的事件－－大批的僧人進行和平抗議－－分別在相距一千公里的不同地點發生（西藏自治區的拉薩、青海的德查寺與魯倉寺）。此現象又與印度五個流亡團體打算進行他們稱之為「人民的起義」（"People's Uprising"）的運動，其內容包括一百位流亡藏人當天從新德里開始的「和平步行」（"Peace March"），其目標據宣稱是要越過邊界進入西藏。流亡人士明言他們的計畫就是要激發讓奧運比賽難看的活動，即將在當年八月在北京舉行的奧運，也普遍被認為是一個中國能否為國際社區所接受的一個測試。第二波的抗議活動，亦即那些從三月十四日拉薩暴動而引發的，也顯示了相距遙遠不同地點近乎不約而同的活動。接下來一個月所發生的九十件抗議事件中，並不是均勻分布的：至少有六十四件，甚至可能更多，是在拉薩暴動的七十二小時之內發生。這個，也有可能被認為是某種協調與組織的一種可能指標。

三月十四日的暴動發生後幾個小時內，中國的媒體就宣稱是達賴喇嘛計劃了這次的事件，包括暴力在內。中國的部份媒體甚至暗示，就是達賴喇嘛本人策劃了抗議和有預謀的暴力活動。而在更高的領導階層裏，罪責被更有外交手腕地放在「達賴集團」身上。如同中國總理在三月十八日所說的：「這次事件由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煽動的。」(14)　支持這個說法的證據由中國的媒體在三月三十一日公布。(15)

然而，這個證據大體上被國際媒體與政治人物拒絕，認為無具體內容：它不是無法證實，不然就似乎是顯示流亡的運動團體的正常修辭，其目的是為了要動員其他流亡人士，而不是在西藏境內的人。其中的絕大部份說詞，跟流亡團體喊了多年的口號，沒有太大的區別。

學者如茨仁夏加指出，在流亡地的活躍人士已顯示出，他們在西藏境內組織任何活動的能力微不足道到幾乎等於零的地步，他們也沒有辦法在西藏境內作出重要的連繫，又暗示他們的絕大多數說詞口號，也許都只是夸夸其談而已。(16)　在過去，的確有地下組織在西藏活動，然而絕大多數已經在1993年被改善後的政府維安行動給徹底收拾了，而自從那時候開始，任何活動似乎都只限於資訊流通而已。雖然媒體常常在審判尚未開始就祭起反華勢力煽動的說詞，然而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的國安單位，據我們所瞭解，並未能提出任何顯示流亡人士與西藏境內抗議活動有重要關連的法庭案件。(17)　在過去五年裏，愈來愈多曾經「非法」在流亡學校讀過書的藏人回到拉薩與其他藏區，常常胸懷熱烈的民族情感，然而他們的活動與身份太過突出顯眼，公安警察很容易可以制止他們可能考慮進行的任何努力。如同先前的例子，國家機器通常只指控這些歸國者散播消息，而不是策動抗議或騷動。

「達賴集團唆使煽動」的看法，最主要的問題是，更簡單的解釋大量存在著。讓事件得以在大致上相同時機發生的所有必要資訊，都廣泛地在國際媒體裏流通著，而這些媒體的出口，透過外國的短波電台與衛星廣播，對大多數藏人而言，都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訊息，而且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幾年了。這些廣播可以很容易地就到達西藏的鄉下地方，甚至比都會地區更容易，因為都會地區集中了許多各種蓋台的電波干擾機。對於流亡團體計劃阻撓中國奧運籌備工作、在三月十日為了紀念1959年導致達賴喇嘛流亡的起義事件，打算在印度舉行步行等等活動，在中國之外的媒體上、廣播電台上都有廣泛的報導。這些報導中暗示著中國不太可能在籌備奧運的期間使用致命的武器，而達賴喇嘛正在與中國當局磋商談判的事情，是廣為人知的消息，後者也許就是抗議者也許希望能夠影響的。一旦拉薩發生了一件抗議的活動，因為行動電話的使用在藏人之間是很普遍的，而且許多西藏東部的人都以僧人、商人、與政府員工的身份住在拉薩，消息很快就如野火燎原般在藏人的社區裏散播開來了。西藏東部地區的社會網路在三月十日那一天一定特別忙碌，因為那天拉薩的第二場抗議活動是由十四位來自安多的僧人所發起的，而他們被關押、毒打的消息，一定被很快地傳到他們的親戚與東部的僧人同修之間。一些中國的網路活動人士說，三月十四日拉薩抗議的消息，是由外國的廣播電台傳播的，而西方媒體報導，中國當局不准暴動的視頻在中國本土播放，直到事件發生兩天以後（理論上是因為中國民族主義分子已經在網路上看到暴力的視頻，所以鼓噪要求的結果(18)），但一些安多的藏人說拉薩暴動中暴力的視頻，在三月十四日當天就已經在他們地區的電視上播放了。(19)

有些抗議活動顯示了某種程度的計畫與組織，例如哲蚌與色拉寺僧人在三月十日與十一日所舉行的和平步行活動，他們呼喊著措詞謹慎的口號、在策略上也以節制為考量，然而這種程度的自我規範，是同質性高又連繫緊密的團體預料之中的表現。但是這些抗議活動並非中國媒體重點播放的對象。相反的，中國的媒體與網路論壇都把焦點都放在發生暴力的事件上，主要是三月十四日在拉薩所發生的事件。換言之，他們討論的是暴動，而忽略了示威遊行。就像大部份的暴動一樣，西藏的暴動本質上也是毫無秩序又混亂的，並未顯示出任何經過組織的明顯跡象，沒有事先準備好的抗議布條，也沒有具體的訴求，更無明顯的領袖人物指揮或調度的證據。媒體對該事件的描述，或者中國官員們，都把焦點放在其他更加隱微、可能顯示暴動中有間諜特務的跡象上面。一家香港的報紙引述拉薩的一位旁觀者說法（顯然是漢人，但此人的族別身份在報上並沒有披露），他說一定需要特殊的專業知識，才會知道要如何焚燒一輛車；一些博主說一定需要特殊的裝備才能很快把店鋪燒光；其他的評論者則報告說，藏族抗議者身上早就背著裝滿石塊的背包。(20)　公安部宣布某些參與者在審訊中已經坦白，說他們拿了一個被指名道姓、曾經坐過牢的僧人的錢，才火燒店鋪，攻擊非藏人的。(21)　電視與報紙都展示警察在西藏高原各地的一些寺院裏所找到的槍枝與其他武器的照片。(22)　一個美國的獨立作者想出了一個更完整的理論，想證明西藏的抗議事件是以華府為基地的美國民主基金會所策劃與出錢資助的。這位作者曾經出版過一些著述，主張2001年世貿中心受到摧毀（譯按：911事件）是美國情報單位的陰謀，他稍後就在法律訴訟的威脅之下，撤回了那篇西藏抗議事件的文章，但到了那個時候，這篇文章已經被中國的主要電視節目當成頭條新聞播放了好幾次，也在中國、新加坡與香港的報紙上全文登出。(23)

在西藏流亡社區與他們的支持者之間，也出現了類同的各式陰謀論，沒有證據地認為暴動是由漢人間諜偽裝成藏人所刻意挑唆的。這些論點對於他們的支持者沒有策略上的好處，除了表面上舒解了大家在瞭解藏人也會使用暴力之後所引起的尷尬以外。一位加拿大的陰謀論者寫了一篇文章，聲稱英國的情報單位拍到了衛星照片，顯示解放軍換上僧人的袈裟；一個不具名的泰國遊客據說曾經告訴一個流亡人士，她認出一個藏人警察混在暴動者之間；法輪功的報紙《大紀元》刊出了幾篇文章，引述中國異議份子唐達獻未獲證實的說法，並將之呈現為事實的樣子－－他說1989年中國當局曾經利用特務挑唆拉薩暴動，而數位藏人的博主認為中國媒體照片上所顯示的一位拿著一把太長刀子的藏族暴民，明顯是假的。一張中國士兵拿著僧袍的照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以作為士兵偽裝成僧人的證據（雖然拉薩的暴動之中少有僧人參與）。這張照片事實上是2001年士兵在拉薩為了楊紫瓊所主演的一部香港電影《天脈傳奇》充當臨時演員，在戲中打扮成僧人的外景照片。流亡政府的總理（譯：桑東仁波切）重述了這張照片證明了拉薩的暴動者就是中國人假裝的說法，甚至根據某些報導，達賴喇嘛也曾經提到此說。中國媒體以刊登曾經在七年前領導士兵們參與拍片過程的軍官的訪談，來奚落嘲笑這樣的說法。(24)

這兩種彼此矛盾的看法，雙方各自認為對方幹著陰謀欺暪的勾當，已經牢牢地嵌入「代言」的複雜網絡之中，然而「代言」的方式比起陰謀理論本身更重要、更深入人心。兩種看法，皆以去曾經發生過的事件，早就已經形成的、對其性質以及原因的基本詮釋為基礎，每一種看法都使用不同的語彚來形容這些事件、運用不同的圖像來配合他們自己的核心詮釋，還有雖然不同但符合邏輯的步驟來引導人們至截然相反的政治結論。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不但可以識別出兩種極端的看法，也可以辨明出那些附屬於主流意見的次意見。「Ａ型」論述，大部份時候跟「中國人」連繫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非中國的人也這樣想，有些人雖然是中國人卻不一定這樣認為），基本的前提是，2008年3月的事件是暴動（在社會主義時期，它們應該被稱之為造反），而這些事件的主要特色就是無紀律的暴力攻擊。這種看法可以造成的情緒上之衝擊，不但遭到確保，又被強化了，因為媒體上重覆播放，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的錄像視頻資料、還有一般中國人被拿著刀的藏人追逐、痛打的照片，還有藏人年輕人攻擊店鋪的圖像。一些照片與文章特別強調僧人參與此騷動。而把這種看法火上加油的圖像與論述，在網路上的展示空間裏被中國本土以及海外的漢人積極分子大張旗鼓地強調著，例如YouTube上稱之為「西藏過去，現在，將來永遠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視頻，還有anti-cnn.com的網站(25)， 然而以同樣的圖像與反駁流亡團體的指控，也由中國政府大力地宣傳，例如在中國境內各地方舉行的圖片展。(26)


從「A型」的角度，暴力之隨機、不一致性，看起來像是種族仇恨，因此可以導出一個論點，彷彿不需證據就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這種仇恨是藏族嫉妒漢族與回族經濟上成功所造成的結果。它並且認為這種嫉妒被西藏流亡領袖或其西方的朋友所利用，他們利用族群之間的貧富差距來增加西藏民族主義，好顛覆中國。這導致了三個主要的結論：不論西藏流亡領袖口頭上怎麼說，他事實上秘密地追求獨立，另一方面卻又假裝只要自治；達賴喇嘛是偽善的說謊之徒，試圖破壞中國，欺騙世界；而藏人正在計畫恐怖主義行動，或者天生就有暴力的傾向。這些結論，在所有中國官方媒體對騷亂的報導中暗示著，網路上的公共論壇裏各色帖子也有一模一樣的結論。頭兩個結論，於2008年11月10日，在中共高層的西藏政策制定者對於流亡藏人所提出的自治提案之公開反駁之中，幾乎是一字不漏地再度重述了一次。


「Ｂ型」觀點，與西藏流亡人士與他們的支持者連繫在一起，使用「抗議」這個名詞來描述2008的騷亂；而在更加熱忱的民族主義者中，使用的是「起義」一詞。「暴動」("riot")這個字，即使是在描述三月十四日的事件時，都被避免了。抗議事件被描述為大致上是和平的。強化這種觀點的關鍵照片，是三月十六日在阿壩被射殺的抗議者照片，還有在抗議事件中被殺死的年輕女子與僧人，或者那些從事件發生後就失去踪跡的藏人。而西藏高原之所以擾攘不安，被解釋為藏人對中國作為一種佔領勢力繼續存在西藏的一種無法控制的挫折感，或者依照不同個人的看法，是對於中國目前施行的政策的反應。把西藏的騷動比擬為一個正在沸滾的鍋子或者壓力鍋，或者提起長期隱忍憤怒恐懼、一遇機會就爆發的說法，也常常出現。在這種論述中，其結論有時候是中國會因為這樣的真相被揭露就感到尬尷、失去威望、被迫改變其政策。在此群觀點之中，屬於次要、卻更加情緒強烈的觀念，輒強調軍警做出的殘暴行徑，認為藏人被視為草芥，是受難者，另外，如同我們已經見到的，有時認為抗議中發生的暴力行為是由中國特務偽裝成藏人所煽動的。這類觀點所下的一般結論是，藏人絕大部份一致反對中國統治，另外，中國當局缺乏道德或實質上的合法性，為了人道的理由，藏人值得世人同情他們的苦難，一個更極端的激進人士與他們的支持者所形成的次團體中，下了一個更特定的結論，亦即此次的騷動不安證實了西藏境內的藏人尋求的，是恢復西藏之獨立，而達賴喇嘛與流亡領導人物所做的協商努力，在政治上、甚至道德上，是不正確的。

(13) 西藏動蕩的社會與經濟原因之細節，在中國首次有人提出，是一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公盟，所提出來的。（請看本雜誌中Holzman的文章。）

(14) "China blames Dalai Lama for riots," BBC World Service, 18 March 2008 at http://news.bbc.co.uk/1/hi/7302021.stm （BBC世界廣播服務，2008年3月18日，〈中國責怪達賴喇嘛煽動騷亂〉）

(15)"Dalai clique's masterminding of Lhasa violence exposed", China Daily, 2008年3月30日。（譯按：中文的原版本應該是〈益多：達賴集團是拉薩暴力的策劃和煽動者〉，新華社2008年3月30日，英文版的開頭多了如下故事：「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16)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團體卻實得到﹝美國﹞的資金，但那並不能代表他們有能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動員。在印度的藏人與西藏自治區的藏人之間，有一個廣大的社會文化鴻溝，即使是在音樂的品味上，兩群人皆很不相同。」（茨仁夏加，〈個人專訪：西藏問題〉《新左評論》第51期，2008年5-6月，第22頁。）

(17) 就我所知，唯一記錄在案，流亡人士在西藏境內製造事件的，是1985年西藏自治區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的典禮上，有人企圖引發小型的爆炸，該爆炸裝置卻點燃失敗。

(18) 見"State TV switches to non-stop footage of Chinese under attack," The Guardian, 18 March 2008 at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r/18/tibet.china1 （英國《衛報》2008年3月18日，〈國家電視台不停播放漢人遭攻擊的視頻〉）

(19) Mgar mi, "Zungs Khrag dang tshe srog gi gtug bsher" （〈元氣與生命力的例子〉）收藏於《夏東日》（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期（2008年），第117頁。由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出版於《燃燒的大山》，第99-102頁。

(20) 拉薩人在1987年的抗議事件中，立刻就知道如何焚燒汽車，因為很容易（只要點燃布條，然後塞進汽車的油箱裏就可以了）；店鋪很快就燒起來，因為縱火者只要把每家店裏都有的瓦斯筒開啟點燃即可；石頭在拉薩城裏隨地都有，因為有許多新建築物的工地。

(21)見〈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真相〉（中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公安要聞，2008年3月22日。http://app.mps.gov.cn:9080/cenweb/brjlCenweb/jsp/common/article.jsp?infoid=ABC00000000000043861

(22) 對於這些大批的武器的描述，藏人相當不以為然，他們指出這些武器通常都是儲放在寺院的護法神殿裏，作為某些特別的法事的部份儀軌。（見Bud Dha, Phyir rtog dang bsam gzhig (回顧與反思)，《夏東日》（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冊(2008年)，第95-6頁；英文翻譯請見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大山》，第84頁）。至少自1987年10月以來，未有中國的任何媒體或任何官員稱聲藏人在抗議中使用武器。）

(23) F. William Engdal, "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e' with China," Global Reserach, 10 April 2008. （威廉‧恩道爾，〈冒險的地緣政治遊戲：華盛頓和北京玩“西藏輪盤賭”〉，全球研究網站4月10日。譯按：網路上有《環球時報》中文譯文。）"Tibetan Riots: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 19 June 2008 at http://english.chinatibetnews.com/voices/2008-06/19/content_107704.htm (中國西藏新聞中心2008年6月19日，〈西藏騷亂事件：深紅色革命的真顏色〉) 原文Ching Cheong,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s," Straits Times, 22 April 2008.（《海峽時報》2008年4月22日，程翔，〈深紅色革命的真顏色〉）(譯按：中國國內的媒體比新加坡的海峽時報更早就報導這篇文章，見《中國青年報》4月16日，劉坤喆，〈美学者:西藏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新策划的"颜色革命"〉)。

(24) Gordon Thomas, "Beijing orchestrating Tibet riots: Brit spies confirm Dalai Lama's report of staged violence," Canada Free Press, 21 March 2008; （加拿大自由媒體2008年3月21日，高登‧湯瑪士，〈北京指揮西藏暴動：英國間諜證實達賴喇嘛的暴力設計製造說〉）"China disguising soldiers as monks to incite riots: Dalai Lama" IANS, 20 March 2008 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_china-disguising-soldiers-as-monks-to-incite-riots-dalai-lama_1157973; （印度亞洲新聞社2008年3月20日，〈中國偽裝士兵為僧人以煽起暴動：達賴喇嘛〉）"China rejects rumor of soldiers disguising as rioting monks," Xinhua, 31 March 2008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3/31/content_7893926.htm. （新華社2008年3月31日，〈姜瑜：達賴用道聽途說的謠言無法改變事件真相〉）

(2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KNzRXNmSdM

(26) 僧人進行抗議活動之大型照片所構成的圖片展，於2008年夏天在中國全國巡迴展出。請見
http://eng.tibet.cn/news/today/200806/t20080622_408489.htm（中國西藏訊息中心，〈拉萨“314”事件真相暨西藏今昔大型圖片展在廣西舉行〉）


框架觀點與其後果：民族 v. 國家

這兩個立場的一些原素似乎是類似的。雙方皆尋找陰謀的證據，雙方都把焦點放在暴力，雙方都認為在藏人之中，民族主義情緒有急劇增加的現象。如果我們努力辨別形成每個觀點的基礎的框架觀念，其中的差別就差為清楚了。在我看來，雙方的思想核心，都是情緒化的一種信念，認為民族國家是唯一整合政治與歷史的觀念，甚至是公共生活的唯一構成概念，如杜贊奇所提出的。(27)　然而兩邊對民族國家有著迥然相異的看法，才造成二者的分道揚鑣。「Ａ型」這一邊認為民族國家，進而涵括一個國家的所有政治生活，其主要意義是一種行政實體，而這個實體有權利要求自己的公民在某些方面百依百順，只要它能夠提供他們某些物質，而這個行政實體亦有權利在必要時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保護統計數字上佔絕大多數者的福祉。在這種觀點中，一個社區裏的兩個團體發生衝突乃無可避免之事，因為雙方利益本不相同，而只有握有大權的國家才能節制、平衡彼此矛盾的利益。這種國家主義觀的關鍵概念，在目前中國的脈絡底下，是由「穩定」、「和諧」等名詞來表達的，意謂著一套限制公民之必要且有益處的規則，以維持一個架構完整、所有人共享的平衡。最近，擁護這種看法的人，運用儒家思想的觀念作為這個模式的文化解釋，或指出這種方式中，家庭就是社會秩序的基礎。

這種觀點與現實主義者的看法大體上類似。全球各地的國家主義者，皆傾向把世界看成機械式的，不具人文至上的意義，是一種必要的人為設計，而此套系統制度必定得平衡內部矛盾的利害關係。國家的性質與定義，就如同它的國界一樣，是不容質疑的，另外，經濟關係似乎不證自明，即已是最符合邏輯的方式，既可以用來理解、還可以用來調和差異分歧與利益衝突。這個框架，把西藏人或其他人視作經濟動物，一心一意想的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資源、財富、收入，通常都是在國家主義的範疇內開展其論述，也往往不自覺地強化了國家主義的觀點。相同地，民族性、族群、與民族衝突都屬於這個框架，暗示著一種以利益為基礎來解釋族群的看法，認為族群之間彼此競爭、互不相讓的欲望與需要，只能靠強大有力的機構，如國家（機器），才能居中調解，或加以節制。(28)

「Ｂ型」的觀點似乎把民族的觀念當成其基本的框架。民族被視為一種只屬於某特定的群體，而不屬於其他群體，整體上相當含糊的無形資產之傳承，而此傳承只能由該特定群體的成員來承繼、與充份地理解掌握。它認為該群體有一個共同目標，這個目標從來不是純然經濟性的，而是如同雷南（Renan）所稱為「靈性原則」的東西(29)，而它認為外來者跑來擾亂此原則，根本上就是不公正與不人道的。在許多、但不是所有的例子中，它也與領土的觀念結合在一起，雖然它也可以同樣容易地以語言、習俗、宗教為基礎。它受到一個求生存、害怕滅亡的觀念所驅策，而其所欲救亡圖存的，是它讚美推崇的，本質上難以定義、指認的某種東西。如果它必須提起民族的次要原素，其熒熒大者是文化、歷史、自然，而不是經濟。其主要的關懷不是利害或金錢，而是權利與自由，而它尋求的是系統層級的改變作為解決的方式。它常常想像這個它稱為一個民族的集合體，彷彿它是一個個體，是一個有機的實體，有著看不見的需要與焦慮，就像個人一樣，而且很容易受到傷害，容易變弱，需要滋養、保護與支持。

把這兩個立場簡化為它們主要的相異之處、和基本的隱喻，使得它們之間無從理解的鴻構變得更加清楚。在理論上它也指出了彼此可以找到共同利益的方式。如同認知語言學家雷可夫（George Lakoff）在描寫目前區別美國政黨之隔閡時提到：

啟蒙時代的理性理論［譯按：即人類只要知道了事實，就會根據理性作出最有利的選擇］無法描述人們是如何運作的。人類主要是藉著文化敘述、刻板印象、框架與隱喻來思考事情的。‧‧‧真實很重要。若欲傳達真實，你必須使用真正的理性。(30)

這裏所勾勒的Ｂ型，亦即以民族為基礎的觀點，已經有了重要的後果：例如已在西藏流亡社區裏造成兩極化的意見，一些人認為2008年藏地之騷動不安就是西藏人民希望流亡政府對中國施壓，繼續進行協商的委任書，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它證明了親獨立派的主張是正確的，也是對達賴喇嘛讓步妥協方法的拒斥。對這兩派而言，受害的敘事暗示著住在西藏境內的藏人、流亡在外的藏人，有了一個共同的目的，但卻提供不了讓這個故事容易理解或者有用的任何細節。它們顯示了許多住在西藏境內的人強烈反對中國的統治，卻沒有指出他們譴責的，是該統治裏的哪些面向，或者他們認為怎麼樣的解決方案是可行的。

國家主義，亦即Ａ型的觀點所製造出來的敘事，有更為嚴重的後果，因為在中國的情況裏，它們已經被消化吸收，被反復流傳，如果不是被強大的政府，以及中國的網路活躍份子所唆使挑動的話。在一方面，這已經在許多中國人民之間種植了、培養了一波新的、很受歡迎的民族主義，不只在中國國內，也在中國國外，以作為對西藏騷亂的回應，所以他們理直氣狀、覺得有權以他們自己的定義與規則，挑戰西方或對中國有敵意的人對中國或其政策的描述方式。憤青們已經成功地對外國表述西藏的方式提出了異議與反對，而且似乎也影響了至少是中國內部、海外的華僑的政策決定與公共輿論，其方式若不是提供一致的反駁論述，就是用群眾來抵制法國公司。這種方式似乎也被北京所採納，並運用在它的國際關係上，因為它已經大大地提高對任何打算與達賴喇嘛見面的西方領袖的威脅，甚至在2008年12月取消了歐盟-中國高峰會，就為了法國總統與西藏領袖有一個事先安排好的見面行程。對這些新興的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在網路政治上成功，是以失去了更大的人文願景為代價的：有辦法說服成成千上萬的人，達賴喇嘛就是巴結西方的偽君子，雖然顯示了他們言說能力很強，判斷能力上卻是很有問題的，因為不論是中期或長期，各個民族都會從即使是有缺點的道德楷模與民族和解的主張者那裏得到好處，而不是從摧毀他們而得到好處。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陰謀論的敘事已經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把西藏的騷亂當成外國陰謀煽動，允許當地的相關官員繼續當權，逃過審查。它也製造了國內對國家機器鎮壓藏人的支持。但它也摧毀了，或至少在目前中止了讓共產黨得以當權的兩個重要關鍵－－亦即它對基層需求可以即時而有彈性反應，以避免重大挑戰的能力，還有它建國時的基本宗旨－－要平等對待所有的公民，或者至少對那些被指認的公民團體，如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公開指控達賴喇嘛本人策劃了西藏的暴動，長期而言中共不用付出什麼代價，如果它也在同時，在發生暴動與抗議事件的藏人社區裏進行基層的調查，瞭解哪些政策就是讓騷亂火上加油的原因，需要改變。雖然中國已經派了至少五個調查組到西藏去，然而藏人官員們都說，沒有一個調查組的成員敢在他們的報告中指出騷亂的原因是失敗的政策，而不是達賴喇嘛或他的同事所煽動的結果。(31)　在騷亂開始的一年以後，雖然有高層的西藏領導人如阿稱與向巴平措，公開暗示，去瞭解政策的失誤比陰謀更重要(32)，北京卻沒有顯出任何注意到當地民怨、或者重新考慮它的西藏政策的跡象。

同時，中國境內普遍流傳的外國威脅論，已經導致了西藏人皆是隱性恐怖分子或天生就很暴戾的新觀感。2009年3月19日，當一個目擊者表示看到一位「膚色暗男子」在重慶射殺了一個士兵時，即使是中國最重要的英文新聞機構，《中國日報》，都宣布這意謂著該嫌犯大概是藏族。(33)　對許多都會地區的藏人而言，2008年3月以後，中國政策當前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他們旅行到中國本土時，大部份的旅館都不讓他們投宿，而在中國的機場裏，他們被挑出來作特別的搜查，就因為他們是藏人。這些新的規定，在我寫作此文章時仍然在施行，對許多藏人來說，比起廣泛而長期對宗教、言論、與寫作的限制更為重要，因為它們使得黨長期以來宣稱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理念，變成一句空言－－與許多外國觀察家所期待的相反，這個理念，在西藏被廣泛地認為是黨在正式的法律、公開的政策宣示上一直有信守的，直到現在為止。對任何人而言，瞭解一個專制的政權為什麼嚴禁藏人信仰達賴喇嘛，不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達賴喇嘛在西藏比任何國家領導人都受歡迎；為什麼它拒絕准許街頭示威來批評政府政策、不准歷史學家自由地研究西藏過去的地位，因為這些活動可能會破壞他們的合法性。但不管一個人多實際，不對專制政府有太高的期待，都很難解釋北京政府為何放任禁止藏人（還有維吾爾人、有時候是蒙古人）在上海、西安旅館裏訂房，就因為他們本人所屬民族的政策繼續，而不加以改變之邏輯何在。

對中國而言，把2008年的騷亂說成是一個外國陰謀，其短期所帶來的好處，就此製造了一個長期的問題，亦即這個國家機器現在愈來愈可能被藏人看成是一個遵循著漢族優越與民族命運的目標而行事。現代中國要求藏人把各種難處與矛盾看成是單一的民族國家裏不均衡發展所造成的問題，現在卻更有可能被西藏的藏人看成是類似殖民統治，或廣泛的國家歧視，既然中國境內最首要、最容易注意到的言論與修辭，與該國的網路活躍份子，皆已展現了該種態度的典型特徵。

(27) 「現代領土性國家，與線性的歷史，有著親密的關係。確實，你可以說他們彼此反饋、彼此製造，成為二十世紀主要的歸屬模式。個人學著認同理論上經歷長時期演化的民族國家，並感覺其領土與歷史之二元一體，因此而得以掌控未來。」（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Issue 3, October 1998, pp. 287-308. 杜贊奇，〈真實性的規則：現代中國的永恆性、性別、民族歷史〉，《歷史與理論》，第37卷，第3期，1998年10月，第287-308頁。）

(28)自從一九九零年代以來，「族群」("ethnicity")的方法在中國變得愈來愈重要了，國家在1995年左右決定把「民族」一詞的英譯，從 "nationality" 改成 "ethnic" 或 "ethnicity"。2008年當局把中央民族大學的英文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改成 "the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也顯示了中國官員決定避免使用英文中的 "nationality" 來描述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因為這個字通常指的是一個擁有自己國家的一群人。

(29) 「一個民族就是一個靈魂，或是一個靈性的原則‧‧‧因此一個民族是巨大的團結，由已作出犠牲、還會繼續犧牲的感覺所組成。」艾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 1823-92）〈什麼是民族？〉1882年3月11日在（巴黎）索爾本大學的演講，由馬丁‧梭恩（Martin Thorn）翻譯，收錄於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22. （霍米‧巴巴(編)，《民族與敘事》，倫敦，1990年）。

(30) "Don't think of a Maverick! Could the Obama Campaign be Improved?" George Lakoff, Huffington Post, 11 September 2008,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george-lakoff/dont-think-of-a-maverick_b_125850.html

(31) 對一位中階的藏族官員之訪談，2009年。姓名與日期皆保留。

(32) 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說：「［暴動中］各種人都有，有些人不滿意我們的政策，或者對政策有意見，或者因為我們政府的工作尚未完全完成。不是每個人都是分裂分子。」（Lucy Hornby, "Tibet chief rules out 'big problems' during anniversaries," Reuters, 5 March 2009.　韓碧如，〈西藏的首長認為週年日不會有「大問題」〉，《路透社》2009年3月5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前州長阿稱說：「政府應該更信任自己的人民，特別是藏族喇嘛，大部份的人都不是麻煩製造者。」（Shi Jiangtao, "Is Beijing playing a no-win ga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March 2009, 《南華早報》2009年3月12日史江濤，〈北京是否在玩一個無贏的遊戲？〉）以及「出家人是公民‧‧‧你要關心他、照顧他、解決他的困難。」（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3月9日，韓咏紅，〈四川省原政協副主席阿稱：政府首先要把僧人當公民〉）

(33) 「初步的調查顯示兇手可能是藏族，內部消息人士告訴《中國日報》，稱已知一些藏獨分子已從成都潛進重慶市，打算在重慶市區放置炸彈。」Tan Yingzi and Hu Yinan, "Fingerprints retrieved from robber who shot sentry dead," China Daily, 23 March 2009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23/content_7607576.htm （《中國日報》2009年3月23日，〈已取得射殺哨兵之搶匪指紋〉）



結論

在爭奪代表權的衝突之中，被代表的對象消失了，他們的聲音被想要代表他們的人的喧嘩聲掩蓋了。在西藏的案例中，其獨特的特徵是，這場為了代表權而發生的鬥爭，是由局外人所實行的，參與者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左右的能力，是一種雙重剥奪其自治權的現象。這個噤聲的過程，又因為中國多年的涉藏政策而雪上加霜：幾乎是從1959年以來，涉藏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壓抑、孤立西藏內部的表達與辯論。所以局外人所選擇、散播的暴力圖像變成了最近期的西藏抗議活動最有影響力的元素，並且形塑了外界對它們的反應，而西藏內部複雜而且多樣的思維想法，變得愈來愈難以發掘。

雖然如此，造成西藏擾攘不安的因素仍然能夠從其晚近歷史的主要特徵中推論出來。中國在1950年佔領了一個大致上不情願接受中國統治、不熟悉中國的風俗、也對中國的政治不瞭解的國家，又在1959年違反西藏人民的意願，硬是進行了直接統治，然後，透過集體化、文化大革命、其他迫害的運動，把它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從農民階級那裏得到的好感，完全浪費掉了。它在一九八零年藉由准許文化、宗教、與經濟的自由化，並且答應一定程度的自治，創造了一個更大的好感，接著，卻又再度把因此得到的好感丟掉，因為從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開始，又再度對藏人慢慢地恢復了小型但重要的限制，也是漢人官員認為可以斬斷藏人之間滋長的民族主義根苗之必要舉措。這些限制包括了禁止依止達賴喇嘛，禁止展示他的照片，對僧人尼眾實施「愛國主義教育」，要求他們譴責他們的宗教上師，嚴禁政府員工與學校學生參加法會與朝佛，猛力促進GDP成長，而不是發展人的潛能，又支持非藏族的小商販進入西藏的城鎮，還禁止公開討論這些議題。(34)

從一個國家主義者的觀點，這些強制的措施似乎是可以忍受，又有必要的，因為它們伴隨著在西藏城鎮的重金投資，而都市裏少數西藏中產階級的薪水也有極大的提升，或至少對那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而言，國家機器已經把脅迫補償以工資了。對西藏人而言，不論那些在政府部門裏任職、也在經濟上得到好處，或者那些在競爭中輸給民工或都會知識分子的人，拿文化與宗教的權利換取經濟上的利益，假如不是非常糟糕的話，至少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它崩緊了那個本來就很緊張的交易，也就是人民與國家之契約所以奠基的東西。簡言之，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問題一直是，它證明了自己有能力給西藏人口的少數帶來物質上的好處，以換取這些人的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它卻履履在傳達了這些好處以後，嘗試經營與重塑其文化與宗教生活。

這種以介入文化生活來浪擲政治資產的模式，在2005年又再度發生：一位強硬的漢族領導張慶黎，受任命為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他之前的兩任黨委書記以當地的標準來說，都是相對溫和的首長，也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顯示，拉薩需要這樣的官員前來坐鎮。他的就職，與一連串文化宗教限制再度恢復、鼓勵非藏族移民的政策增加，剛好同時發生。2006年，國家還開始進行一連串擾亂社會生活的群體改造工程：在西藏自治區，「安居工程」強制遷移了二十五萬西藏農民，讓他們從自己原來的村子搬到延著主要大馬路蓋的新房子裏；在西藏東部地方，「生態移民」政策強迫牧人搬到村子裏去定居，他們不知道未來收入將從何而來，又被迫放棄了他們的牲口與生活方式。與此同時，西藏自治區政府當局拒絕了當地學者的建議，不肯針對2006年青藏鐵路開通會造成的人口衝擊，以恢復限制移民作為補償。

到了此時，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所指定的限制措施，已經從西藏自治區擴張到西藏東部地區，包括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禁止依止達賴喇嘛，限制他的照片在內。藏人也許有、也許沒有政治上的一致目標，端看你相信的是誰的看法，但在文化上、宗教上他們確實有共同的願望與價值觀，他們都把拉薩、達賴喇嘛看作是他們的文化重心，而張慶黎與其他官員所攻擊得愈來愈厲害的，似乎正是藏人這樣的看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毫不意外的，對北京的批評在高原上廣泛地散播開來，把過去在政治上本來不相屬、但文化上有強烈共通點的群體團結在一起。而一些人視奧運年為關鍵、可能是最後的、推動北京改變政策的機會，自然也不奇怪，他們當然希望在達賴喇嘛變得年紀太大，無法再領導與北京協商之前，就看到轉機，假如北京允許的話。在三月十日發動第一場抗議事件的僧人，幾乎不需要與任何流亡人士連繫，可以知道為什麼那個日子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吸引北京領導人注意，而不只是拉薩的邊疆大吏的機會，就在一個他們正確地推論出公安武警一開始會在命令的限制下，不對他們開火，或公然對他們進行毒打的時刻。

就在這個地方決策者自己製造出來的動盪氛圍裏，西藏境內的流亡運動人士的任何努力，都將是次要的：民族主義在西藏的擴散，大部份是中國挑釁式政策、如對達賴喇嘛的攻擊，所造成的結果。

當3月14日騷亂在拉薩發生時，觸動接下來各類抗議事件開展的機制，如同任何現代社會一樣，大概是科技，而不是陰謀：消息立刻在高原各地傳散開來，因為暴動的圖像在中國的電視上重覆地播放，還有拉薩與其他地方的親戚朋友們打了行動電話，互通音信的結果。所有抗議事件中，其中有三次發生了暴力與針對族群的攻擊行動，而這些成為所有局外人主要討論的焦點。但暴力與騷亂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原居民，在面臨別的族群團體突兀、快速地移民，該族群又與當地人自身利益與傳統受邊緣化有所關連時，極可能發生的後果。暴力的結局在拉薩又比世界的其他城市更可能發生，因為地方的主管當局數十年來把任何對這種人口議題的討論都當成違法。

抗議的後果，短期而言，代價是十分高昂的－－不知多少人死亡、無數的逮捕、軍隊在藏人居住區的巡邏，即使是在四川成都也一樣、把西藏對外國人與記者封閉、主要寺院裏僧人數量大大地減少、還有一種讓藏人愈來愈對中國國家不再抱持幻想的政治氣氛、又把西藏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變得更加激進、北京與達賴喇嘛談判的破局、又損害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這些事件延續了一個還在進行、尚未止息的抵抗模式，那就是中國超過百年想要直接強行統治西藏人的動作，依然受挫，相形之下，中國歷史上曾經有比較成的經營西藏方式，那就是透過代表性權威進行間接管理。而當北京的直接統治越過了政治經營的範疇，被西藏人視為對於他們的宗教與社會習俗進行專橫的限制時，那種抵抗就會特別地、也往往是暴力地遽然爆發、一發不可收拾。這些議題若不得到解決，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能否容納族裔上不是漢族的人，以及那些忠誠可能屬於他自己的民族，而不是國家者，很有可能還是不會獲得解答。

34. 見Robert Barnett with Mickey Spiegel, Cutting off the Serpent's Head: Tightening Control in Tibet, 1994-95, Human Rights Watch and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1996. （羅伯特‧巴聶特與米基‧史匹格爾，《斬斷蛇頭：西藏控制的加強，1994-95年》，人權觀察與西藏資訊網，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