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gzen Forward　 讓贊向前

From The Times　April 23, 2009
'24' is fictional. So is the idea that torture works
Suspects subjected to extreme pain will say anything to end their agony. So how can we trust the ‘secrets' they reveal?
Ben Macintyre

《24反恐任務》是虛構之作，折磨可以產生結果的這種觀念，也一樣是虛構的。
遭受極度痛苦的嫌犯會講任何話來結束他們的痛苦。所以我們如何信任他們所揭露的「秘密」？

／班‧麥金泰爾

這是美國電視影集《24反恐任務》的第六天，10:00至11:00之間，也是反恐小隊的傑克鮑爾（Jack Bauer）例行公事的一日。「本國的人民正在死亡，我需要一些資訊。你要告訴我，還是我必須刑求你？」無可避免地，他動手了。在幾幕令人震驚的折磨畫面後，恐怖份子坦白了，而文明世界因此而得到一個小時左右的解救，基弗蘇德蘭（Kiefer Sutherland）所飾演的傑克，則繼續他與邪惡勢力的下一回合暴力衝突。

這就是《24反恐任務》的中心劇情，可能也是唯一的劇情，這是一齣情節緊張，極受歡迎，推出時機也非常巧合的電視影集，然而其戲劇的唯一基本前提也是錯誤的。《24反恐任務》是虛構之作，而折磨可以產生結果的這種觀念，也一樣是虛構的。

正當美國的刑求辯論方興未艾之際，唯一為這種極端訊問技巧辯護的，只有那些曾經發出折磨許可的政府官員，而他們的論點完全是鮑爾的辯詞：痛苦與恐懼，是取得資訊的有效方法，因此是有必要的。

美國前副總統迪克‧錢尼，為美國當局使用「強迫式訊問」（“coercive interrogation”）而辯護，他堅持這種方法非常有效：「我知道一些報告‧‧‧指出我們從這種訊問方式可以得到什麼資訊，而對本國所帶來的後果又是什麼。」因此只要結果是好的，過程如何就不再重要。然而，沒有什麼證據可以支持，這種極端的訊問技巧可以帶來有用的資訊。

折磨是道德上令人噁心、違法，也經常是無用的。它肯定會讓嫌犯自白認罪，然而認罪後所產生的情報也通常是有暇疵，更常常是不正確的。經常性地折磨虐待嫌犯，非但不能減弱恐怖活動，還會有相反的效果。

最關鍵的例子，就是利比亞籍、蓋達組織的訓練官，伊賓‧謝克哈‧阿利比（Ibn Shaykh al-Libi），他是2002年在巴基斯坦捉到的。他否認薩達姆‧海珊與蓋達組織有任何關連，然而，在受了折磨以後，「想起」伊拉克曾經訓練伊斯蘭恐怖份子，如何使用大規模毀滅武器。他的供詞成為喬治華克布希入侵伊拉克前演說的主要核心：「我們知道伊拉克訓練蓋達成員，教他們製造炸彈、毒藥與毒氣。」阿利比的「坦白供詞」全部都是假的，然而等到中央情報局把這份情報作廢時，戰爭已經開始了。

在折磨下，一個人同意坦白，唯一的動機只有終結痛苦的需求而已，而如此一來意謂著，他會告訴拿著電擊器的人任何他想聽到的話。真相因此無關重要。確實，痛苦愈大，受害者愈有可能說出別人要他說的話。而只要一個謊言被承認了，那麼就會產生更多謊言來支持第一個謊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很早就學到了這個教訓。當蓋世太保在採用 verschärfte Vernehmung （等同於「加強式的訊問技巧」，布希政府偏好的名詞）時，英國與美國的訊問者，則採取更好的方法，利用心理壓力法，並取得了極佳的效果。

「暴力是禁忌」，二戰時負責在倫敦訊問德國戰俘的英國中校，帶著單片眼鏡的羅賓「錫眼」史蒂芬（Robin Stephens），這樣寫道。「它不但只會產生一些讓人滿意的答案，也會降低資訊的品質。」折磨嫌犯反而讓暴動愈演愈烈，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如此發現了。而巴勒斯坦的第二次起義（intifada）中的極度暴力，也是因為第一次起義後，巴勒斯坦囚犯受到虐待的結果。英國自己，也是在與愛爾蘭共和軍（IRA）的戰鬥中發現，暴力鎮壓往往帶來反效果。

贊成極端訊問方式的人，以所謂的「倒數計時炸彈」假說（"ticking bomb" hypothesis）來合理化自己的主張，他們聲稱在無辜百姓可能會面臨的即刻危險時，應可採用傷害肉體的暴力方式，從一個嫌犯口中取得重要的情資，來避免人命的損傷。但在恐怖主義與反恐怖主義的多層次互動之中，上述的腳本卻純屬幻想。那樣的情形只有在電視裏面存在。平均起來，傑克鮑爾遇到一個「倒數炸彈」，而一定得刑訊逼供某人來解除炸彈的次數，大約是一天十二次。

大部份的執法專家都認為折磨是沒有效的。而法律的中心樑柱也是，透過強迫方式取得的證詞，是無法作為呈堂證供的。美國一位前陸軍訊問官，馬修‧亞歷山大（Mathew Alexander）在他的新書《如何打破恐怖份子心防》（How to Break a Terrorist）中以個人經驗為出發，認為非暴力的訊問，才是取得有用資訊的有效率方式。

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這位自己承認為911主腦的人物，在一個月內受了183次水刑，而「招供」他殺死記者丹尼爾‧柏魯（Daniel Pearl），然而他實際上並沒有。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加確定的證據，顯示這樣的技巧既不迅速，又不有效，也不可靠。

然而因為傑克鮑爾的關係，折磨有效的這種想法，已經成為通俗文化的一部份了，傑克鮑爾在銀幕上的行為不只反映了，也強化了帶給別人痛苦與救人性命的正向關係。

我沒辦法想出還有其他可以對世界大事更有直接影響力的虛構角色了。布希時代的國土安全部部長，麥可‧謝爾多夫(Michael Chertoff)，曾經宣稱《24反恐任務》「反映真實生活」。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安東寧‧史格里亞(Antonin Scalia)，甚至為不存在的人物犯下難辭其咎的罪行，更進一步地辯護說：「傑克鮑爾拯救了洛杉磯‧‧‧他救了數十萬的人命。你要定傑克鮑爾的罪嗎？」

就在歐巴瑪政府考慮是否要對曾經首可刑訊逼供方法的布希政府成員提起公訴，現在的確是起訴傑克鮑爾的時候了。把鮑爾的辯詞拿走，並揭露水刑的真實面目：非但無必要，又無效果，而且還不道德。

在《24反恐任務》的第五天，06.00 與07.00之間，傑克鮑爾努力工作著。就在他準備刑求的工具之時，他的受害者講話了，在此虛構的戲劇中提出一丁點真理，反映了真實生活：「在刑訊逼供下，一個人什麼都會說的，這根本不代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