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9月29日
【轉】周婉窈: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福爾摩沙、我們共同的未來
懸鉤子說明:
此篇文章是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為旅法的台灣漫畫家林莉菁小姐的新作《我的青春、我的福爾摩沙》所寫的推薦文。周教授專治台灣史,成長的年代是台灣的戒嚴時期,經歷了國民黨統治的政治彈壓與恐怖,這些一一反應於她著作與文章所流露的關懷與人文精神,允為寫作台灣經驗最誠懇,最有洞見的作家。
周教授非常關心圖伯特,經我請求,欣然應允我轉貼她的這篇文章。
文章中所談到的語言經驗,如被迫割除舊舌頭、縫上新舌頭,歷史尊卑的問題,還有面對對方(中國人、中國文化)強勢與唯我獨尊兼自以為是,該如何抗辯都找不到語詞的窘迫,等等經驗,我想也都能引起博巴朋友的共鳴。
此篇文章是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為旅法的台灣漫畫家林莉菁小姐的新作《我的青春、我的福爾摩沙》所寫的推薦文。周教授專治台灣史,成長的年代是台灣的戒嚴時期,經歷了國民黨統治的政治彈壓與恐怖,這些一一反應於她著作與文章所流露的關懷與人文精神,允為寫作台灣經驗最誠懇,最有洞見的作家。
周教授非常關心圖伯特,經我請求,欣然應允我轉貼她的這篇文章。
文章中所談到的語言經驗,如被迫割除舊舌頭、縫上新舌頭,歷史尊卑的問題,還有面對對方(中國人、中國文化)強勢與唯我獨尊兼自以為是,該如何抗辯都找不到語詞的窘迫,等等經驗,我想也都能引起博巴朋友的共鳴。
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福爾摩沙、我們共同的未來
(Lán ê chheng-chhun, lán ê Formosa , lán kiōng-tông ê bī-lâi)
/周婉窈(台大歷史系教授)
這是林莉菁小姐的自傳性漫畫書,主人翁是她自己,描寫戒嚴下成長的「我」到醒悟的歷程。她所描寫的,是很多人的共同經驗,和我自己的經驗頗多雷同之處。讀後,我感到很驚訝。那些共同的經驗,我不驚訝,驚訝的是,竟然延續這麼久!我是歷史研究者,很重視「世代」概念及具體世代的經驗。林莉菁小姐小我十七歲,那是很大的年齡差,也就是說,我上大學一年級時,她才滿一歲;她讀大一(1991/09),開始「醒悟」時,我剛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開始第一份教書工作。這本漫畫書,讓我更真切地了解到黨國教育札札實實、徹底影響了兩個世代的台灣人。它讓我驚訝的同時,也讓我感覺台灣的路加倍難走了。
主人翁的很多經驗,和我個人很相似。比如,我從小被認為很會畫圖。學校老師要我臨摹張大千的仕女畫,畫了好幾幅,據說唯妙唯肖,節慶時被單獨闢室展覽。我也畫過「保密防諜」畫,得了全校的大獎,被張貼在布告欄。不同的是,那是蠟筆畫,我畫半夜,在某個街角,背景是房屋,有個人拿著手電筒,照到一名臉上長滿鬍渣的匪諜。我猜想,那手電筒打出的三角形黃色亮光,大概讓老師們覺得很有意思。我是嘉義人,學校派我去參加全縣小學生美術比賽,我們在嘉義公園寫生。我從來不知道我們嘉義有個畫家叫作陳澄波,嘉義公園是他最愛的題材之一,畫過好多幅嘉義公園的油畫。林莉菁小姐大學才知道有「這號人物」,我大概要到研究所,或甚至更晚才知道陳澄波,更更久之後才看到他的畫(就個人生涯而言,我比較慢,但客觀時間應該比阿菁早)。我的一位耶魯大學的朋友,優秀的台大理科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前年她回台探親,在書店看到我的《台灣歷史圖說(增訂本)》的封面,才第一次看到「陳澄波」三個字。年過半百的她,很驚訝台灣曾有過這樣的畫家和油畫,而她非常喜歡藝術,參觀過無數美國和歐洲的博物館、美術館,熟悉很多西方畫家和他們的作品。
我和主人翁最明顯不同的經驗是,我的世代還沒有日本漫畫,我們看《四郎與真平》。我的世代,聽不到日語──除了長輩私下講,和一年才配幾部的日本片。那些chanbara片曾讓我們魂牽夢縈!另一個比較屬於個人性的不同是,我從來沒學會「ㄓㄔㄕㄖㄦ」,到現在還保留「鄉音」。這本漫畫書第一冊總題是「縫上新舌頭」。這當然是個比喻,但若認真去想那場景,其實是血淋淋的。作為生物的人,割了舌頭,就死了。但是,在「人的世界」,割了舌頭,縫上新舌頭,不只不會死,還獲得新生──前程燦爛的新生。我之所以沒試著割舊縫新,原因很多,不宜在這裡剖析。就我聞見所及,自割自縫頗為普遍,不過,也有不少人是父母替他們割、替他們縫。晚我幾屆的一位學妹(啊,忘了提,莉菁也是我台大歷史系的學妹),據說她的父親,本省人,從小訓練她講標準國語,後來當了「人人羨慕」的電視新聞主播。直到今天,我還是常覺得我們的教育在我們腦中置入了一個軟體,當有人(尤其是女性)把「國語」講得很標準、很漂亮時,我們就會自動轉譯為「真、善、美」。再大的謊言,都是那麼甜溜,容易滑入人們的耳膜內。
在這本書中,作者用天平的意象,具體呈現戒嚴時期「國語」如何透過教育、媒體、社會名流,一層又一層壓過母語,取得絕對的優勢,它也是人在社會往上爬的必要條件。母語、鄉土文化在這過程中,被不斷「低俗化」,低俗到不行,更不要說那根本不能教的台灣歷史了。我記得:研究所第一年的某個夏日,我和幾個同學站在研究生研究室聊天,話題不知怎麼的,牽涉到台灣的歷史,當時一位博士班學姊坐在書桌前用功,突然轉過頭來,鄙夷地說:「那麼低俗的東西,有什麼好研究的?」空氣突然凝住,談話就此中斷。我心頭受到很大的撞擊,很想回嘴,但是,在那個時代,你連如何抗辯,都找不到語詞。當時我被認為是歷史系的優秀學生,講不出話的我,告訴自己:「如果我有比別人優秀的東西,我要拿來研究台灣歷史。」直到很多年後,那個人生的「定格」都還恍如昨日。記憶力很差的我,卻再清楚不過記得我站立的位置,也記得我穿短袖襯衫。那位學姊是本地人,研究中國輝煌燦爛的某個朝代。在那個時代,你連如何反駁都「失語」,而且沒有人期待你能反駁。能讓本地高材生鄙夷自己的歷史文化到這種地步,不能不說這樣的教育太成功了。反過來說,所謂「高材生」很多時候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看歷史,可以大致看出獨裁專制統治有一套馴化被統治者的方法,通常分三個步驟或階段:一、武力血腥鎮壓,二、動用國家機器(情治、檢調、司法、中央媒體等)對付異議分子,三、教養效忠政權的新世代。聰明的統治者懂得血腥鎮壓不能長期做,但第二和第三同時進行最有效,尤其是透過教育,教養孩童、青少年相信統治集團的統治神話和統治意理,最能確保「長治久安」。本書主人翁和我親身體驗的是這個階段。究實來講,這是一套賞罰機制,由於罰很可怕(入獄、處死),賞的效果更顯得高(成功、利益、躋身主流)。在這樣一個賞罰過程中,人們當然會往賞的這一邊靠攏。高招的統治,根本不用讓人看見罰,就能成功吸收新生代成為絕對的效忠分子。
在讀這本漫畫書時,剛好在網路上看到一部伊朗短片《2+2=5》。故事很簡單,講在一個教室中,老師教導少年學生2+2=5,有一名學生堅持2+2=4,結果老師叫進來三名優秀學長,威脅他,但他遲疑之後仍寫4,結果被射殺,身上的血噴到黑板上。老師擦掉2+2=4,再寫一遍2+2=5,要學生不斷複誦,並抄到筆記本上。這個短片,怵目驚心。它非常明確描繪出,權力如何透過鐵腕,讓錯誤變成真理。這個影片有一幕是,這個少年回頭面對同學,左右手各伸出食指和中指,合在一起,再明顯不過,就是4根指頭。也就是說,你「親眼」看到的就是2+2=4,怎麼可能是5?另外兩幕特別值得深思:一、當那個學生堅持2+2=4時,同學要他不要給大家找麻煩。二、影片最後,一個學生(只看到手)在筆記上用鉛筆記下2+2=5,過了一會兒,我們看到他用力劃掉5,在一旁寫上4。前一幕,告訴我們,不妥協的人最先承受的壓力往往來自同伴。最後一幕,是暗示總有人無法接受非真理嗎?或許導演要我們在最暗黑的時代仍要心存一絲希望?這我不確定,但我知道,當2+2=4能再度寫到黑板時,不知道要經過幾個世代、犧牲多少人?
短片《2+2=5》是專制/獨裁/集權統治的「簡明版」──簡單而容易明瞭。相信觀眾看了這部短片,很容易抓到它想傳達的訊息。但是,真實世界的專制/獨裁/集權統治,往往是拉長版、變形版、烏賊版,遠為複雜、迂迴、混淆、細緻,難以一目了然。當它成功時,這樣的統治還會被文人美化為「溫柔的力量」。
在專制獨裁體制下──學者稱我們戒嚴時代的版本為「威權統治」,由於賞罰天差地別,不服從、不接受洗腦的人一定愈來愈少,終至於消滅殆盡;反之,服從統治,甚至自動當它的爪牙的人一定越來越多。驅吉避凶是人性之常,這也是「暴政未必亡」的原理,甚至可以hold四、五十年之久。因此,我們不應該去問何以人們支持暴政,反倒要問:面對酷刑、牢獄與處決,何以還有人持續堅持「2+2=4」?為什麼「承平的世代」在歷經鋪天蓋地的強力洗腦之後,還會有人醒悟?自動接受洗腦的林莉菁,若不醒悟,應該比較正常。因此,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她醒悟了?這其實是個謎。是什麼力量拉住她?當她到小店,用非常標準的中文買糖果時,老闆突然問說:「(台語)你是外省囝嗎?」她拔腿快逃。主人翁自道:「……努力把中文學好,卻被認為是外省小孩,照理說我應該感到欣慰,因為我是正港中國人,但為什麼心中卻帶有些苦澀?」很多人的確會沾沾自喜,但為何林莉菁反而好像羞愧得不得了?因為偽裝了什麼?或背叛了什麼?很值得深入分析,但我不是專家,容我跳過。倒是我發現有一個力量一直在拉住主人翁,那就是鄉土。
主人翁喜歡歌仔戲、布袋戲,自自然然受到感動,但她同時跟著主流社會鄙視台語,這顯然非常矛盾,她說她從小學起,就開始過著「雙面人生」。被鄙視、被打壓的鄉土,卻好像還能在幽暗角落召喚著人們。我想起一位外省第二代的台灣人,他是位學者,曾在公開場合說,有一天他在異鄉聽到台語老歌,突然淚流滿面,就在那一刻,他知道他是台灣人。我們不是在這裡宣傳福佬主義,我想如果他在客家庄長大,那麼,讓他流淚的可能就是有客家味的東西了。總之,語言聯繫著鄉土,那是來自於生命的感情──對孕育自己的土地無法割棄的感情。被鄙棄的鄉土,最後竟然是我們的救贖。
鄉土、母語,以及附著在其上的感情與文化,是無法取代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鄉土和母語是不可剝奪的人權,原因在此。強迫別人用自己的舌頭講話的人,很難了解喪失母語的痛苦;母語遭受打壓的人們比較能同病相憐。在戒嚴時期,不只是福佬話、客語,原住民語言也受到很大的斲傷。幾年前,我在網路上,看到魏德聖導演二分鐘的《賽德克‧巴萊》短片。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賽德克語,那種顯然舌頭轉動方式很不一樣的語言,讓我潸然落淚。後來我認識幾位同年齡層的賽德克朋友,他們的兒女都已經無法講賽德克語──講幾句寒暄話不算,一個語言要能用來表達思想和感情,才算「健在」。我的一位語言學家同仁預測,賽德克語將在五十年內消失。我看過一些推測的方法,比較悲觀,我認為,三十年後大概就消失了。我和賽德克朋友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說:「如果我們都能活到八十歲,那麼,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語言死亡。」我之所以要這樣講,是因為:如果我們不去想像那不可逆轉的後果(景況),就不會積極想辦法去復振它。我們討論創設原住民族語學校的必要性。我說,台語(福佬話)在台灣雖然看起來很多人在講,其實也很危險。愛開玩笑的Dakis先生說:「如果我們都能活到八十歲,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台語在加護病房啦!」說的也是,如果以台語為母語的台灣人,無法用台語來表達思想和感情,那麼,它的死亡也是指日可待。本書的主人翁努力學習「媽媽的語言」──客語,很令人感佩。台灣各個族群就是要有這樣的精神,才能保住這個島嶼的人文多樣性。
在第15章結束的地方,作者提到「蝸牛」的數學習題:蝸牛每天走X公分,晚上下滑Y公分,要幾天才能爬到牆頭?她說,台灣的民主進程「看似前進,卻又有強大的反挫力量向下拉扯。」我很同意作者的看法。許多徵兆和數據顯示,我們的自由度的確在倒退中。台灣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但別以為解嚴,我們就自由民主了。不是的。解嚴之後,白色恐怖的三大殺手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在一連串政治運動的激烈抗議中,才終於在1991年廢止。1992年刑法一百條修訂,台灣才成為一個思想自由有基本保障的社會。這樣算來,才二十年啊!問題在於,我們沒落實轉型正義,所以處處是危機;關於這個問題,由於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了,在此不再多談。總之,在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還沒真正穩固時,威權時期的很多東西都彈回來了,而且是以國家機器的規模在反撲!這其實也是可以了解的,今天掌握台灣國家大權的很多人,在戒嚴時期是青年黨國菁英,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站在反威權運動的對反面,他們可能不甘不願接受威權的解體,可能從來沒真正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鍾鼎邦案就是明證),更不要說多元文化觀了。當他們再起時,我們能期待他們會捍衛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嗎?
最近香港人激烈反對中國強力推行的「國民教育」,提出「反洗腦」的總口號,讓我很驚訝。我很難想像,我們社會用這樣強烈、鮮明的字眼來批判黨國教育。原因可能在於,戰後被洗腦的世代已經對「洗腦」這回事失去敏感度(而且,成功被洗腦的人如何反洗腦?),而香港人頭一次碰到,比對過去的教育,特別難以接受。我猜想,他們若這關沒撐住,過了一個世代,大概也很難高舉「反洗腦」旗幟而能號召數萬人上街了。被複製成功的人會再去複製別人,而且當社會上升的管道就是要通過被複製,面對這樣一個結構性機制,要突破很困難。有時我去參加學術研討會,聆聽受西方進步思潮影響的學者,開足火力,用「再複製」理論批評某事某物,我在觀看他/她發言的同時,忍不住感覺他們其實最該批判自己,因為他們是成功複製的最佳範例。或許,哪天林莉菁小姐可以用漫畫呈現這一幕。
「謊言」無疑是這本漫畫書的主題之一。戒嚴時期,我們共同接受了無數的謊言,到現在仍有很多人不認為那是謊言。我唸書時,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行憲紀念日」,放假當然很高興,又剛好是聖誕節,加倍高興。但是,這部憲法,甫一「行憲」(1947/12/25),重要條文就被「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05/10)凍結了,一凍結就四十三年,在台灣從沒真正實施過。但是,我讀書時,每逢行憲紀念日,政府大事慶祝,學校也跟進(校長升旗講話等)。我還記得,我會特地剪下報紙的社論,仔細閱讀,並予以保存。現在想起來,實在可笑。但是,可笑歸可笑,這樣長達四十年的身體和思想規訓,不會有影響嗎?當然有,而且可能比我們估量得還深遠。這是為什麼現在的執政者動不動就拿憲法來鎮嚇國人。我想,多數國人,一聽到「憲法」,心理上一定先立正,一聽到某事「違反憲法」,一定認定該事絕對錯誤。但是,如果憲法無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規範國家的權力,我們要這部憲法做什麼?就如同,如果我們的政府無法捍衛人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我們要這個政府做什麼?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但在黨國時代,人民是為黨〔其次才是〕國而存在。當台灣歷史必須符合這部憲法時,蝸牛不知滑落到哪裡去了?
蝸牛的習題,現在更難計算了,因為「中國因素」加進來後,改變了很多「原理」。我在蘇拉颱風來襲前讀這本漫畫書稿,之後又讀了一遍,剛好是全國學生發動「我是學生 我反旺中」行動的前後,看到第15章封面幾個大字「MONEY MONEY MONEY」,感觸特深。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危機之一。有人說,台灣人最難過「錢關」,中國因素加進來之後,情勢更加嚴峻。就像母語復振問題一樣,我認為我們一定要「預先」看到滅亡的景況,我們才有足夠的意志力去保存它。在這裡,讓我們「預設」哪一天台灣淪為一個區,我們將聽到有人(學者?)洋洋得意說:「你看,你看,我們的民意基礎雖然才百分之八到十,但是你看我們還不是贏了,哈哈!某某、某某、……族繁不及備載,都在祖國的統一大業中立下汗馬功勞!誰說商人無祖國?讓我們向偉大的民族英雄敬禮!」然後我們抬頭看著飄揚在原總統府頂上的XX旗,失語……。
這本漫畫書,很有趣,但它是嚴肅的,探討很多重要的議題,包括選舉買票、記者專愛報五四三等,給我沈重之感──老家的親友說2012的大選一張票賣五百元;我們的新聞就算面對嚴肅問題還是很五四三,而且不給看國際新聞。這本書的讀者,想必很多是解嚴之後受教育的,我不知道你們會怎樣看這本書,應該不會有我這個世代的沈重感吧。我個人只看過戰後老舊的漫畫,不熟悉日本漫畫和其他新型態漫畫,因此,沒資格就漫畫論漫畫,我只能說,這本書以很生動有趣的畫面和筆法,成功捕捉到戒嚴下的時代風貌。希望這本漫畫書能以漫畫本身吸引你,在這同時引領你了解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的坎坷歷程,也體認到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我們社會的自由民主還不完美,很有改善的空間,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能前進;如果倒退到不可逆轉,那麼,再要有個林莉菁毫不被檢查地描述你們這個世代的際遇,不知何年何月了?
戒嚴時期的黨國教育非常成功,足足影響兩代人,這本漫畫書可以讓我們知道,那樣的教育教養出來的人,信仰什麼、認同什麼、唾棄什麼。目前掌握台灣前途決定大權的正是來自這第一個世代,而且多數是統治集團的血緣和精神後裔。明白這個局面,就會知道:台灣未來的路真的不好走。如果你不想噩夢成真,那麼,讓我們不分世代,一起努力,克服難關,走出我們Formosa應有的前程。
2012/08/05
(Lán ê chheng-chhun, lán ê Formosa , lán kiōng-tông ê bī-lâi)
/周婉窈(台大歷史系教授)
這是林莉菁小姐的自傳性漫畫書,主人翁是她自己,描寫戒嚴下成長的「我」到醒悟的歷程。她所描寫的,是很多人的共同經驗,和我自己的經驗頗多雷同之處。讀後,我感到很驚訝。那些共同的經驗,我不驚訝,驚訝的是,竟然延續這麼久!我是歷史研究者,很重視「世代」概念及具體世代的經驗。林莉菁小姐小我十七歲,那是很大的年齡差,也就是說,我上大學一年級時,她才滿一歲;她讀大一(1991/09),開始「醒悟」時,我剛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開始第一份教書工作。這本漫畫書,讓我更真切地了解到黨國教育札札實實、徹底影響了兩個世代的台灣人。它讓我驚訝的同時,也讓我感覺台灣的路加倍難走了。
主人翁的很多經驗,和我個人很相似。比如,我從小被認為很會畫圖。學校老師要我臨摹張大千的仕女畫,畫了好幾幅,據說唯妙唯肖,節慶時被單獨闢室展覽。我也畫過「保密防諜」畫,得了全校的大獎,被張貼在布告欄。不同的是,那是蠟筆畫,我畫半夜,在某個街角,背景是房屋,有個人拿著手電筒,照到一名臉上長滿鬍渣的匪諜。我猜想,那手電筒打出的三角形黃色亮光,大概讓老師們覺得很有意思。我是嘉義人,學校派我去參加全縣小學生美術比賽,我們在嘉義公園寫生。我從來不知道我們嘉義有個畫家叫作陳澄波,嘉義公園是他最愛的題材之一,畫過好多幅嘉義公園的油畫。林莉菁小姐大學才知道有「這號人物」,我大概要到研究所,或甚至更晚才知道陳澄波,更更久之後才看到他的畫(就個人生涯而言,我比較慢,但客觀時間應該比阿菁早)。我的一位耶魯大學的朋友,優秀的台大理科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前年她回台探親,在書店看到我的《台灣歷史圖說(增訂本)》的封面,才第一次看到「陳澄波」三個字。年過半百的她,很驚訝台灣曾有過這樣的畫家和油畫,而她非常喜歡藝術,參觀過無數美國和歐洲的博物館、美術館,熟悉很多西方畫家和他們的作品。
我和主人翁最明顯不同的經驗是,我的世代還沒有日本漫畫,我們看《四郎與真平》。我的世代,聽不到日語──除了長輩私下講,和一年才配幾部的日本片。那些chanbara片曾讓我們魂牽夢縈!另一個比較屬於個人性的不同是,我從來沒學會「ㄓㄔㄕㄖㄦ」,到現在還保留「鄉音」。這本漫畫書第一冊總題是「縫上新舌頭」。這當然是個比喻,但若認真去想那場景,其實是血淋淋的。作為生物的人,割了舌頭,就死了。但是,在「人的世界」,割了舌頭,縫上新舌頭,不只不會死,還獲得新生──前程燦爛的新生。我之所以沒試著割舊縫新,原因很多,不宜在這裡剖析。就我聞見所及,自割自縫頗為普遍,不過,也有不少人是父母替他們割、替他們縫。晚我幾屆的一位學妹(啊,忘了提,莉菁也是我台大歷史系的學妹),據說她的父親,本省人,從小訓練她講標準國語,後來當了「人人羨慕」的電視新聞主播。直到今天,我還是常覺得我們的教育在我們腦中置入了一個軟體,當有人(尤其是女性)把「國語」講得很標準、很漂亮時,我們就會自動轉譯為「真、善、美」。再大的謊言,都是那麼甜溜,容易滑入人們的耳膜內。
在這本書中,作者用天平的意象,具體呈現戒嚴時期「國語」如何透過教育、媒體、社會名流,一層又一層壓過母語,取得絕對的優勢,它也是人在社會往上爬的必要條件。母語、鄉土文化在這過程中,被不斷「低俗化」,低俗到不行,更不要說那根本不能教的台灣歷史了。我記得:研究所第一年的某個夏日,我和幾個同學站在研究生研究室聊天,話題不知怎麼的,牽涉到台灣的歷史,當時一位博士班學姊坐在書桌前用功,突然轉過頭來,鄙夷地說:「那麼低俗的東西,有什麼好研究的?」空氣突然凝住,談話就此中斷。我心頭受到很大的撞擊,很想回嘴,但是,在那個時代,你連如何抗辯,都找不到語詞。當時我被認為是歷史系的優秀學生,講不出話的我,告訴自己:「如果我有比別人優秀的東西,我要拿來研究台灣歷史。」直到很多年後,那個人生的「定格」都還恍如昨日。記憶力很差的我,卻再清楚不過記得我站立的位置,也記得我穿短袖襯衫。那位學姊是本地人,研究中國輝煌燦爛的某個朝代。在那個時代,你連如何反駁都「失語」,而且沒有人期待你能反駁。能讓本地高材生鄙夷自己的歷史文化到這種地步,不能不說這樣的教育太成功了。反過來說,所謂「高材生」很多時候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看歷史,可以大致看出獨裁專制統治有一套馴化被統治者的方法,通常分三個步驟或階段:一、武力血腥鎮壓,二、動用國家機器(情治、檢調、司法、中央媒體等)對付異議分子,三、教養效忠政權的新世代。聰明的統治者懂得血腥鎮壓不能長期做,但第二和第三同時進行最有效,尤其是透過教育,教養孩童、青少年相信統治集團的統治神話和統治意理,最能確保「長治久安」。本書主人翁和我親身體驗的是這個階段。究實來講,這是一套賞罰機制,由於罰很可怕(入獄、處死),賞的效果更顯得高(成功、利益、躋身主流)。在這樣一個賞罰過程中,人們當然會往賞的這一邊靠攏。高招的統治,根本不用讓人看見罰,就能成功吸收新生代成為絕對的效忠分子。
在讀這本漫畫書時,剛好在網路上看到一部伊朗短片《2+2=5》。故事很簡單,講在一個教室中,老師教導少年學生2+2=5,有一名學生堅持2+2=4,結果老師叫進來三名優秀學長,威脅他,但他遲疑之後仍寫4,結果被射殺,身上的血噴到黑板上。老師擦掉2+2=4,再寫一遍2+2=5,要學生不斷複誦,並抄到筆記本上。這個短片,怵目驚心。它非常明確描繪出,權力如何透過鐵腕,讓錯誤變成真理。這個影片有一幕是,這個少年回頭面對同學,左右手各伸出食指和中指,合在一起,再明顯不過,就是4根指頭。也就是說,你「親眼」看到的就是2+2=4,怎麼可能是5?另外兩幕特別值得深思:一、當那個學生堅持2+2=4時,同學要他不要給大家找麻煩。二、影片最後,一個學生(只看到手)在筆記上用鉛筆記下2+2=5,過了一會兒,我們看到他用力劃掉5,在一旁寫上4。前一幕,告訴我們,不妥協的人最先承受的壓力往往來自同伴。最後一幕,是暗示總有人無法接受非真理嗎?或許導演要我們在最暗黑的時代仍要心存一絲希望?這我不確定,但我知道,當2+2=4能再度寫到黑板時,不知道要經過幾個世代、犧牲多少人?
短片《2+2=5》是專制/獨裁/集權統治的「簡明版」──簡單而容易明瞭。相信觀眾看了這部短片,很容易抓到它想傳達的訊息。但是,真實世界的專制/獨裁/集權統治,往往是拉長版、變形版、烏賊版,遠為複雜、迂迴、混淆、細緻,難以一目了然。當它成功時,這樣的統治還會被文人美化為「溫柔的力量」。
在專制獨裁體制下──學者稱我們戒嚴時代的版本為「威權統治」,由於賞罰天差地別,不服從、不接受洗腦的人一定愈來愈少,終至於消滅殆盡;反之,服從統治,甚至自動當它的爪牙的人一定越來越多。驅吉避凶是人性之常,這也是「暴政未必亡」的原理,甚至可以hold四、五十年之久。因此,我們不應該去問何以人們支持暴政,反倒要問:面對酷刑、牢獄與處決,何以還有人持續堅持「2+2=4」?為什麼「承平的世代」在歷經鋪天蓋地的強力洗腦之後,還會有人醒悟?自動接受洗腦的林莉菁,若不醒悟,應該比較正常。因此,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她醒悟了?這其實是個謎。是什麼力量拉住她?當她到小店,用非常標準的中文買糖果時,老闆突然問說:「(台語)你是外省囝嗎?」她拔腿快逃。主人翁自道:「……努力把中文學好,卻被認為是外省小孩,照理說我應該感到欣慰,因為我是正港中國人,但為什麼心中卻帶有些苦澀?」很多人的確會沾沾自喜,但為何林莉菁反而好像羞愧得不得了?因為偽裝了什麼?或背叛了什麼?很值得深入分析,但我不是專家,容我跳過。倒是我發現有一個力量一直在拉住主人翁,那就是鄉土。
主人翁喜歡歌仔戲、布袋戲,自自然然受到感動,但她同時跟著主流社會鄙視台語,這顯然非常矛盾,她說她從小學起,就開始過著「雙面人生」。被鄙視、被打壓的鄉土,卻好像還能在幽暗角落召喚著人們。我想起一位外省第二代的台灣人,他是位學者,曾在公開場合說,有一天他在異鄉聽到台語老歌,突然淚流滿面,就在那一刻,他知道他是台灣人。我們不是在這裡宣傳福佬主義,我想如果他在客家庄長大,那麼,讓他流淚的可能就是有客家味的東西了。總之,語言聯繫著鄉土,那是來自於生命的感情──對孕育自己的土地無法割棄的感情。被鄙棄的鄉土,最後竟然是我們的救贖。
鄉土、母語,以及附著在其上的感情與文化,是無法取代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鄉土和母語是不可剝奪的人權,原因在此。強迫別人用自己的舌頭講話的人,很難了解喪失母語的痛苦;母語遭受打壓的人們比較能同病相憐。在戒嚴時期,不只是福佬話、客語,原住民語言也受到很大的斲傷。幾年前,我在網路上,看到魏德聖導演二分鐘的《賽德克‧巴萊》短片。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賽德克語,那種顯然舌頭轉動方式很不一樣的語言,讓我潸然落淚。後來我認識幾位同年齡層的賽德克朋友,他們的兒女都已經無法講賽德克語──講幾句寒暄話不算,一個語言要能用來表達思想和感情,才算「健在」。我的一位語言學家同仁預測,賽德克語將在五十年內消失。我看過一些推測的方法,比較悲觀,我認為,三十年後大概就消失了。我和賽德克朋友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說:「如果我們都能活到八十歲,那麼,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語言死亡。」我之所以要這樣講,是因為:如果我們不去想像那不可逆轉的後果(景況),就不會積極想辦法去復振它。我們討論創設原住民族語學校的必要性。我說,台語(福佬話)在台灣雖然看起來很多人在講,其實也很危險。愛開玩笑的Dakis先生說:「如果我們都能活到八十歲,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台語在加護病房啦!」說的也是,如果以台語為母語的台灣人,無法用台語來表達思想和感情,那麼,它的死亡也是指日可待。本書的主人翁努力學習「媽媽的語言」──客語,很令人感佩。台灣各個族群就是要有這樣的精神,才能保住這個島嶼的人文多樣性。
在第15章結束的地方,作者提到「蝸牛」的數學習題:蝸牛每天走X公分,晚上下滑Y公分,要幾天才能爬到牆頭?她說,台灣的民主進程「看似前進,卻又有強大的反挫力量向下拉扯。」我很同意作者的看法。許多徵兆和數據顯示,我們的自由度的確在倒退中。台灣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但別以為解嚴,我們就自由民主了。不是的。解嚴之後,白色恐怖的三大殺手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在一連串政治運動的激烈抗議中,才終於在1991年廢止。1992年刑法一百條修訂,台灣才成為一個思想自由有基本保障的社會。這樣算來,才二十年啊!問題在於,我們沒落實轉型正義,所以處處是危機;關於這個問題,由於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了,在此不再多談。總之,在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還沒真正穩固時,威權時期的很多東西都彈回來了,而且是以國家機器的規模在反撲!這其實也是可以了解的,今天掌握台灣國家大權的很多人,在戒嚴時期是青年黨國菁英,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站在反威權運動的對反面,他們可能不甘不願接受威權的解體,可能從來沒真正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鍾鼎邦案就是明證),更不要說多元文化觀了。當他們再起時,我們能期待他們會捍衛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嗎?
最近香港人激烈反對中國強力推行的「國民教育」,提出「反洗腦」的總口號,讓我很驚訝。我很難想像,我們社會用這樣強烈、鮮明的字眼來批判黨國教育。原因可能在於,戰後被洗腦的世代已經對「洗腦」這回事失去敏感度(而且,成功被洗腦的人如何反洗腦?),而香港人頭一次碰到,比對過去的教育,特別難以接受。我猜想,他們若這關沒撐住,過了一個世代,大概也很難高舉「反洗腦」旗幟而能號召數萬人上街了。被複製成功的人會再去複製別人,而且當社會上升的管道就是要通過被複製,面對這樣一個結構性機制,要突破很困難。有時我去參加學術研討會,聆聽受西方進步思潮影響的學者,開足火力,用「再複製」理論批評某事某物,我在觀看他/她發言的同時,忍不住感覺他們其實最該批判自己,因為他們是成功複製的最佳範例。或許,哪天林莉菁小姐可以用漫畫呈現這一幕。
「謊言」無疑是這本漫畫書的主題之一。戒嚴時期,我們共同接受了無數的謊言,到現在仍有很多人不認為那是謊言。我唸書時,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行憲紀念日」,放假當然很高興,又剛好是聖誕節,加倍高興。但是,這部憲法,甫一「行憲」(1947/12/25),重要條文就被「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05/10)凍結了,一凍結就四十三年,在台灣從沒真正實施過。但是,我讀書時,每逢行憲紀念日,政府大事慶祝,學校也跟進(校長升旗講話等)。我還記得,我會特地剪下報紙的社論,仔細閱讀,並予以保存。現在想起來,實在可笑。但是,可笑歸可笑,這樣長達四十年的身體和思想規訓,不會有影響嗎?當然有,而且可能比我們估量得還深遠。這是為什麼現在的執政者動不動就拿憲法來鎮嚇國人。我想,多數國人,一聽到「憲法」,心理上一定先立正,一聽到某事「違反憲法」,一定認定該事絕對錯誤。但是,如果憲法無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規範國家的權力,我們要這部憲法做什麼?就如同,如果我們的政府無法捍衛人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我們要這個政府做什麼?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但在黨國時代,人民是為黨〔其次才是〕國而存在。當台灣歷史必須符合這部憲法時,蝸牛不知滑落到哪裡去了?
蝸牛的習題,現在更難計算了,因為「中國因素」加進來後,改變了很多「原理」。我在蘇拉颱風來襲前讀這本漫畫書稿,之後又讀了一遍,剛好是全國學生發動「我是學生 我反旺中」行動的前後,看到第15章封面幾個大字「MONEY MONEY MONEY」,感觸特深。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危機之一。有人說,台灣人最難過「錢關」,中國因素加進來之後,情勢更加嚴峻。就像母語復振問題一樣,我認為我們一定要「預先」看到滅亡的景況,我們才有足夠的意志力去保存它。在這裡,讓我們「預設」哪一天台灣淪為一個區,我們將聽到有人(學者?)洋洋得意說:「你看,你看,我們的民意基礎雖然才百分之八到十,但是你看我們還不是贏了,哈哈!某某、某某、……族繁不及備載,都在祖國的統一大業中立下汗馬功勞!誰說商人無祖國?讓我們向偉大的民族英雄敬禮!」然後我們抬頭看著飄揚在原總統府頂上的XX旗,失語……。
這本漫畫書,很有趣,但它是嚴肅的,探討很多重要的議題,包括選舉買票、記者專愛報五四三等,給我沈重之感──老家的親友說2012的大選一張票賣五百元;我們的新聞就算面對嚴肅問題還是很五四三,而且不給看國際新聞。這本書的讀者,想必很多是解嚴之後受教育的,我不知道你們會怎樣看這本書,應該不會有我這個世代的沈重感吧。我個人只看過戰後老舊的漫畫,不熟悉日本漫畫和其他新型態漫畫,因此,沒資格就漫畫論漫畫,我只能說,這本書以很生動有趣的畫面和筆法,成功捕捉到戒嚴下的時代風貌。希望這本漫畫書能以漫畫本身吸引你,在這同時引領你了解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的坎坷歷程,也體認到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我們社會的自由民主還不完美,很有改善的空間,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能前進;如果倒退到不可逆轉,那麼,再要有個林莉菁毫不被檢查地描述你們這個世代的際遇,不知何年何月了?
戒嚴時期的黨國教育非常成功,足足影響兩代人,這本漫畫書可以讓我們知道,那樣的教育教養出來的人,信仰什麼、認同什麼、唾棄什麼。目前掌握台灣前途決定大權的正是來自這第一個世代,而且多數是統治集團的血緣和精神後裔。明白這個局面,就會知道:台灣未來的路真的不好走。如果你不想噩夢成真,那麼,讓我們不分世代,一起努力,克服難關,走出我們Formosa應有的前程。
2012/08/05
Posted by rosaceae at 21:37│Comments(0)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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