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gzen Forward　 讓贊向前

Times of India, 27 November, 2008
TOP ARTICLE | He Has Got It Wrong
by Elliot Sperling

到了最後，中國說對了。西藏議題就是達賴喇嘛問題。在一個星期的「特別大會」討論圖博運動的未來之後，從全世界各地來的流亡代表們還多數地同意，要繼續達賴喇嘛三十年的政策，亦即接受圖博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且想辦法在中國體制內尋求更大的自治。我說「多數地」，因為從大會傳出來的報導顯示，此次會議的重心還是不利於那些對於此政策感到不滿的團體。

並不是政策本身多具有說服力，而是因為主導政策的人很有影響力。中國一直將達賴喇嘛的地位問題放在會談的焦點：假如他回歸的話，願意提供給他什麼樣名義上的職位。而就在達賴喇嘛多年來重覆地聲明圖博議題不是關於他本人，而是關於博彌（藏人），這次特別大會的結果，還是證明了中國的立場是對的：不管達賴喇嘛說什麼尊重民主的話，他還是沒有將權力真正下放給博彌，讓他們舒服到可以跟他採取不同的立場。在達蘭薩拉，指控別人對達賴喇嘛不忠，還是政治鬥爭與私人糾紛裏可以拿來使用的武器。

然而就在大會召開的幾個星期之前，達賴喇嘛說他對中國失去信心了，而許多流亡的博彌充滿活力地回應了他的呼聲，尋求的不是暴力，而是讓圖博獨立的議題再度成為官方的立場。他們覺得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下結論，跟中國的接觸商談已經走入死巷子，而博彌應該重新找回一點點這麼多年、（在中國的推動之下）達賴喇嘛堅持圖博不應該獨立、圖博的利益就在作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使他們的主張失去的合法性。對於主張圖博獨立的人來說，那些所謂的利益已經充份地在三月與四月的圖博境內顯示了。

2002年，在雙方沒有接觸的十年後，達蘭薩拉再一度派代表到北京去討論圖博議題。週期性的，特使們發表謹慎的評估，提出兩方所採取更佳瞭解對方立場的各種步驟。然而，對許多觀察家而言，似乎很明顯，這些會談就是沒有打算有任何結果的。它們只是中國等待達賴喇嘛圓寂的一種數日子的方法。而這些會談還可以作為中國表面上已經與西藏代表進行交涉，方便地消解國際憂心中國政策、與中國在圖博違反人權的任何抗議。

即使在會談開始之前，中國明顯對於與達賴喇嘛達成協議即一點興趣也無。但在本月的最後一輪會談結束後，這些會談的完全枉然已經十分明顯。一成不變的圖博特使，洛迪嘉日與格桑堅贊回到印度，誓言在特殊大會之前不會作出聲明。但他們不需要開口了。就在就在會談結束過沒幾天之後，他們的會談對象，朱維群與斯塔，舉行了新聞發布會，無禮地說會談一無所成。他們拒絕在達賴喇嘛所提出來的自治方案上達成任何妥協，還說，雖然大門是打開的，歡迎他回來，但他必須反省他的錯誤，「回到正確與愛國的立場」。如此一來，就在三十年的接觸商談後，中國方面顯示了他們三十年後還是一步不讓。所有的接觸商談，還只是有關於達賴喇嘛本人的；除了他以外，沒有任何西藏議題。而中方如此動作，毫不掩飾他們佔了上風的自知之明：他們已經成功地舉辦了2008年的奧運，現在又扮演處理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大角色，可以放心地對「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表達不屑，而後者沉默地、尷尬地回到印度，同時中國的官員向國際媒體透露會談失敗的細節。

達賴喇嘛與中國的交涉，委實太過天真。在中國的堅持之下，他很早以前就抛棄了圖博的獨立，讓此觀念失去合法性，其有效性是沒有任何一位中國領袖可以達成的。然而他尚未瞭解到，他自願地被引導到死巷子裏去了。在今日的情況底下，過去假如要求圖博獨立不太可能讓此運動更接近議題的解決方案，但也不會讓博彌處於比他們現在更差的位置上；確實，國際對於中國擁有圖博的非議，本來應該是有利於他們的。

達賴喇嘛過去已經幫忙消解了中國非法佔領圖博的不名譽，而現在，在特殊大會後，他還是繼續當圖博立場的主導人。幾天前，他明顯地變得悲觀了，然而他表示至少還是對中國人民有信心。必須問的是，他是否對於三月事件發生後，普通中國老百姓對於博彌的敵意大增是否有所瞭解。在1990年代，他習慣性提起鄧小平為他的老朋友。如果鄧知道他的說法，他一定會對於他的一廂情願感到有趣（或困惑）。整個時有時無的接觸商談過程之中，達賴喇嘛似乎一直都在跟幻想中的友人說話，而大部份的人早在五歲時就已經停止這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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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http://woesermiddleway.ti-da.net/e2448802.html
扎仁博：達賴喇嘛錯了嗎？
史伯林教授的邏輯誤區


在討論達賴喇嘛是否對錯之前，要指出史柏嶺教授在兩點上存有邏輯誤區和對達賴喇嘛的誤解。

史伯嶺教授犯的第一個邏輯錯誤是關於他所說的中國覺得的而他自己也同意的「西藏議題就是達賴喇嘛問題」。首先中國政府根本就不承認有「西藏議題」，同時說「可以對達賴喇嘛的個人前途問題進行討論」。中國政府正在企圖把「西藏議題」和「達賴喇嘛個人問題」劃上等號，讓人覺得一切問題都在達賴喇嘛身上，讓人覺得西藏出現那麼多事件的背後其實就是達賴喇嘛包藏私心，為了自己的「個人前途」問題而不惜犧牲和利用藏民族。這個顯然是錯誤和荒謬的！說這樣話的人，如果不是被紅旗蒙住了雙眼，那就應該去翻翻這位老人為西藏奔走呼號、奮鬥不息的一生，或者去看看在槍口下生活著的西藏人民的境遇。

關於「不管達賴喇嘛說什麼尊重民主的話，他還是沒有將權力真正下放給博彌，讓他們舒服到可以跟他採取不同的立場」。我們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在特別會議開始前和會議舉行的過程中，始終都沒有參與進來。事實上，他在會前釋放出承認中間路線失敗的態度無形中是在為支持獨立的意見解壓開路，他也公開歡迎和鼓勵提出其它的方法，包括獨立路線在內。而在會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支持獨立的聲音並沒有被掩沒和壓制，而且，在會議結束後的聲明決議中，獨立派的意見被相應的得到體現。

西藏流亡政府是國際社會和學術界公認的全世界流亡團體裡面貫徹民主思想最好的機構之一。要知道，是達賴喇嘛親自主動倡導並堅定不移地在流亡藏人社區中推行、普及民主的理念。很多非藏人，包括史伯嶺教授也可能不是完全清楚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無法代替的地位。按照在藏人心中的地位，他完全可以做說一不二的領導者。所以，如果達賴喇嘛「不願意下放權力」，那麼他為什麼要推行民主的機制？他為什麼要召開特別代表大會？

達賴喇嘛鐘愛中間道路和特別代表大會決定繼續走中間道路之間並沒有必然的、絕對的因果關係。這樣的決議只能說明大部分藏人認為在目前的這個階段，中間道路是他們經過理性思考、群策群力後選擇的一條路。這個民主討論後的決議和達賴喇嘛的想法重合，不能用來證明達賴喇嘛「不願意下放權力」，同樣，如果有一天，藏人決定不走中間道路，也並不能用來證明達賴喇嘛「真正下放權力」。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不是只有用百姓不認同領導者的策略才能證明這個社會才是民主社會。同樣，也不能認為百姓認同領導者的策略是完全因為接受這個領導人的影響，雖然這個領導人確實具有非凡的影響力。這是史伯林教授犯的另外一個邏輯誤區。

達賴喇嘛真的錯了嗎？

在討論對與錯之前，首先應該定義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有人會認為，如果一個方法成功了，那就是對的，不管他的目的是否正確；有人會認為，如果一個人在鬥爭中取勝了，那他就是對的，不管他採取的是什麼方法；有人認為，如果一個事情當時被認為是對的，而到了現在又被認為是錯的，那麼這個事情就是錯的；也有人認為，一個人現在看起來是對的，那他就是對的，至於未來走向則不能去思考。

目的、手段、歷史背景和未來走向應該是比較全面評價一個決策是否正確的標準。

讓我們用這樣的方法去分析一下達賴喇嘛是不是真的錯了？

就像達賴喇嘛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的致辭，他說他首先是一個人，人類中的一員；其次，他是一個佛教徒，一個普通的比丘；最後，他是一個藏人，一個安多藏人農民的孩子。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他，是因為「達賴喇嘛因為尊敬所有的人類而發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學，立足於這個擔負世界責任的哲學概念上，達賴喇嘛擁抱所有的人類，以及自然。」中國作家摩羅說「領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確確是由人民培養出來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領袖，從而也就有什麼樣的民族和社會。」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的兒子，也是西藏人民當之無愧的領袖，他追求的目的和藏人追求的自由、民主的方向無疑是沒有裂隙的，都是在為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佛教徒和作為一個藏人的權利而奮鬥。

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和中共相比，達賴喇嘛確實顯得「天真」和充滿「幻想」。中共總使用一些伎倆來欺騙國際社會和流亡政府，而達賴喇嘛卻一直用真誠、自省和慈悲的態度去對待他的敵人。這也是目前在藏人內部爭議很大的一個問題，當中共繼續用冷漠的、法西斯式的蠻橫來羞辱藏人時，藏人是不是還有必要做出聖人狀來繼續溫和的、非暴力的、中間的道路？因此，一方面是中共的肆無忌憚、飛揚跋扈，另一方面是達賴喇嘛數十年堅持甚至顯得妥協的卻似乎毫無見效的溫和道路，一些藏人、學者和支持西藏者開始覺得達賴喇嘛支持的中間道路其實就是基於佛教的、理論的、脫離實際的理念。很多年輕藏人，包括我自己，曾經對達賴喇嘛的這個理念不能認同。史柏嶺教授的觀點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如今堅持中間道路的達賴喇嘛和中共的談判面臨破裂之時，這種不認同是可以理解的也應該去理解的。藏青會主席前不久也表示，藏人需要回到1959年流亡時懷抱的目標—— 獨立。

在敵人擾亂我們心智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冷靜思考。「自治」、「獨立」並非目標，而只是手段、載體。藏人最終追求和所期望的是作為人類大家庭中的一能夠真正享受作為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利、能夠真正做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以及能夠真正踐行和傳承自己民族的文明。既然這樣，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是採取「自治」還是「獨立」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反過來，如果認為追求「獨立」就是藏人獲得上述權利的更好途徑，那麼也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的。

舉起獨立的大旗會不會更好呢？還有，達賴喇嘛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提倡自治而不是獨立是不是就錯了呢？這就要加入“歷史環境”和“未來走向”來評判了。

國際形勢不斷地在變化，但總體上的趨勢是全球化愈來愈明顯，自由和平等等普世價值觀的認同感和需求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中越來越強。西藏的問題，不能只著眼於西藏本身，而應該放在中國的大環境和世界的更大環境去考慮。在這三角關係中，藏人追求的自由、平等、人權等核心利益在「中間道路」中已經被包含，也被國際社會所認可和支持；按照現在達賴喇嘛只要求自治的中間道路理念，很多國家可以表示支持並從中敦促雙方進行對話，當然，效果怎麼樣則是另外一回事。反之，如果藏人要求獨立，中國近年來的實力增長（至少這些年尤其目前是這樣），以及由此導致的中共要求攤牌式的在藏人和中共之間的非此即彼的取捨，會讓很多對西藏抱有好感的國家更為尷尬。而且，問題的最終實質，不是說藏人有沒有權力去爭取獨立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夠、是否適宜的問題。西方歷史學家強調：「歷史就是現代史，每個時代當時的人對於古代發生的事都要重新加以解釋。」所以，除非中共在達賴喇嘛圓寂前和他簽署一個達賴喇嘛完全同意的確定歸屬問題的協議 ——現在看來，愚蠢而自負的中共不可能這樣做——不然不要擔心西藏因為現在追求自治，而在未來一個適宜的時機到來時失去要求獨立的合法性。目前，在這三角關係中，最關鍵的，或者說最有變數的就是中國，不管現在藏人是決意獨立還是呼喊自治，不管現在國際社會多麼譴責中共或者不聞不問，除非中國哪天擁抱民主或陷入混亂，不然西藏問題很難有實質解決的一天。

有一些穿越時間和空間的智能往往在當時被人們不解、拋棄甚至嘲弄。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以達賴喇嘛為代表的藏民族在面對凶暴敵人時採取的慈悲的態度已經為全世界展示了藏文化的偉大精髓，並為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樹立了一個楷模。把時間拉長了看，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還不僅僅是一位偉大比丘實踐佛教精神的選擇，更可能是一個長遠現實考慮基礎上的大智慧。

綜合西藏自身、中國和全球的環境，我們可以看到以前達賴喇嘛追求中間道路並不顯得突兀，中共目前不可一世的樣子其實在為未來掘墓，而現在就下結論說中間道路已經失敗也為時過早。

2008-11-28於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