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gzen Forward　 讓贊向前

缺乏知識性

儒家的原貌是「為統治者與貴族階級服務的應用倫理學派」，而且是倡議復古的教條主義者。在其意識型態中，東周諸子，唯儒家典籍可稱「經」。經有「常理、典範」之義，號稱聖人所作，故可垂範古今四海。童蒙需默而識之，毋妄論經義。縱似有不合時宜者，非儒經之不足，而是學者未通微言大義，故需學而時習、善加體會。當儒家的典籍成為不可顛撲的、近乎宗教的權威後，儒學教育自然無法養成具備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儒學的知識進程也無法因自我批判而開創新局。


儒生多有嚴重的返祖情結，他們認為經典是古之聖人心性所流露，字字珠璣；今人何德何能？故宜述而不作，但求觸及先聖本懷之一二足矣！即使在事實上，儒學歷經佛教的輸血、理學的建構、新儒家的現代化，其學說逐漸從教條進化為略見雛形的知識體系，但「後後豈能勝於前前」？所以一切進化皆發微於古聖，今人並無超越。這不只缺乏對歷史的批判力，也弱化了因應時代需求而提出系統性建言的能力。此意識型態限制了每個時代儒學的當代性，這也是為何雖然有中國二千年來的知識菁英窮首皓經，儒學的進化卻始終緩慢，至今仍是「思想」而不足以成「哲學」的原因之一。


被儒家所宰制的中國文明有一大特色，就是對各種知識都只有實用興趣而無理論興趣。因為缺乏建構抽象知識系統的能力，文明的腳步只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緩慢地累積經驗而前進。在吸收佛教教義之前，儒家沒有成系統的知識，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有利於優勢階級的、缺乏人文關懷的倫理要求。正因為沒有理論系統的支撐，儒學對於知識雖有實用興趣，卻弔詭地拙於實用。所以醫卜農桑工藝等「小道」在儒學的宰制與迫害下，始終無法從實務經驗發展出有系統的「自然科學」。


即使是儒家高倡的「修己安人」大道，亦無法提出可以媲美佛學、神學、歐洲哲學的知識體系（例如：因思考「人的存在」、「善」、「群己關係」而發展出形上學、倫理學、社會學等成系統的知識），以建構有系統的修身之道、治國之道。散列在儒家諸經的，多屬教條式的要求，所以儒教所高舉的眾多道德律令就處於雜亂無章的狀態，人人可投機選用，以致淪為口號。唯一稍具雛形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缺乏可成系統的理論予以後繼。這些反啟蒙的慘況雖經理學與當代儒學而稍有改善，但兒童讀經教育所讀誦的「原典」，卻無法窺見儒家因現代化而薄具的理性格局。正如巴黎索邦大學教授Étienne Balázs所說：「儒學中的理性主義是有限的，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運用邏輯、推理和雄辯術的理性主義。中國缺少自然科學的問題無需詳談，很可能主要的受阻原因是儒家的正統觀念，它對智力活動造成的不良影響完全不利於任何形式的嘗試和實驗。」


由於儒家缺乏建構知識系統的能力，中國的文明（不論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在儒術獨尊之後就注定落後西方的命運。儒學滿足了知識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共通利益，以獨尊之姿迫害諸子百家的生存空間與獨特性（如道家典籍多以儒注流傳），從而取得中國文化的代表權與發言權，而後儒教信徒無一例外地將狂熱的信仰對象從「儒家」延伸到「中國文化」（被儒家父權所禁臠的中國文化）。


當被神格化的中國文明遭受異域衝擊時，這群民族主義者會曲巧地捍衛其脆弱的自尊，諸如：「歐美的強項在物質文明，若論精神文明的高度，世界無能與中國文化比肩者」，此說與「中體西用」異曲同工。在這群狂信徒眼中，中國的精神文明必然優於四方蠻夷：面對歐洲粲然大觀的哲學、文學、社會學、史學、政治學、美學……等理論系統，他們會說：「西方是分析、技術之學，多為世智辯聰，往往見樹不見林；中國是體悟之學，乃大智慧，對人、事、物有整全和諧的理解」。落後而不自知，難怪相較於自然科學的差距，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以更驚人幅度遜於西方。這種大中國主義還反映在對佛學的吸納上。儒學借鏡佛教哲學而開啟了知識系統化的初步工程（理學），面對異域知識的衝擊，民族主義者由自卑轉自大：「因儒學的奠基，大乘佛教終於在中國開花結果」；這與主張「法國哲學的精華在台灣」一樣可笑。當大中國主義與返祖情結融合時，儒教徒的信仰內容不言而喻：西不如中，今不如古，中國古代最好！


泛道德化

在社會層面，儒學缺乏建構理論系統的興趣與能力，無法從制度面為群己關係的安頓提出改革之道，只能反智且粗暴地將治亂興衰歸因於人的道德問題。對統治階級而言，有「內聖外王」之說，要求統治者必須修己希聖，才能風行草偃，使天下治。此即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對被統治階級而言，則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人人克己復禮（階級之禮），天下自然安定。中國的儒生如是書寫歷史：天下治，因君王有道，任用群賢（儒生），民風醇厚；天下亂，因君王失道，寵溺奸小（宦官、後宮），民風澆漓。但事實上，中國歷代必然導致土地兼併、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的「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才是王朝傾滅的主因。儒家門徒無視制度面的重大缺陷，而將治亂因素簡單地泛道德化，其過不只在無知與卸責，更令人髮指的，這是為了保障統治階層的利益，而奴化人性的手段。生命的際遇，被解釋為個人道德的投射，所以大家要內求諸己、安於階級，有餘力則博施濟眾；而不是思考改變制度的可能性。


這種泛道德化的主張，看似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體要求克己修身，實則重在將被統治者奴化在自我規訓的狀態，弱化人民對政治的批判力，並使民眾對制度不信賴（期待人治）、對公眾事物冷漠。儒學的反現代化、反民主特質，極有利於統治權力的穩固。國民黨及其附庸團體對讀經教育的肯定、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復辟的期待，完全契合中國統治者的愚民之術。Étienne Balázs的批評針針見血：「官僚們採用儒家學說，大談敬重別人，大講公平互利，但這些美德只是就受過教育的人之間的關係而言；至於普通百姓，首要的美德是絕對服從。儒定倫理的精髓，造成一個家長式統治的世界，而個人的權利、首創精神和意志自由，則完全不見了。」


總結十年讀誦儒家典籍的心得：讀經教育之禍，不只在教學方式；溯其源頭，儒學本身就是反啟蒙、養奴性的毒品。所以對讀經教育的建言就是：儒學是毒品，與其費盡巧思使其無害，不如直說真相：「這是毒，別碰！」